中国故事之忽必烈（一）

讲中国故事

忽必烈（一）

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立国号为“大元”的忽必烈，让“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传统，再次得以延续。

公元1232年夏天，大蒙古国统帅拖雷，刚和兄长一起，率领大军重创了金国。但就在获胜班师途中，意外发生了。他的兄长蒙古大汗窝阔台突发重病，危在旦夕。巫师说只有用亲人做替身，才能消灾解难。

于是拖雷向长生天（蒙古民族的最高天神）祈祷，请求“以身代之”，然后从巫师手中接过为哥哥祛病的“巫水”，一饮而尽。不久，窝阔台的病奇迹般好转，拖雷却一病不起，没等回到家乡便撒手人寰。那年，拖雷的儿子忽必烈18岁，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突然降临在他的身上。

父亲的死因，已成谜案，好在他有一位特别的母亲。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一位仁慈、宽厚又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让失去父亲庇护的儿子们，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变得更加强大。

这是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黄金家族。过去几十年里，忽必烈的爷爷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征服了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土地。但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国家，而附着在武力之上的权力体系，很容易坍塌。

作为长期在后方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地的重要女性，唆鲁禾帖尼比那些嗜酒好武的男人们，更懂治理之道。她告诉儿子们要守规矩，保持团结，引导他们接触汉文化，并征召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到身边。

一位坚强而充满智慧的母亲，对孩子的精神引领和塑造是不可估量的。

她教育忽必烈，要把视野拓展到草原之外，要去寻找一种方式，让祖先流动的功业永久地凝固下来。

拖雷去世两年后，公元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夹击的金国末代皇帝，在一座小城里自缢身亡。曾经攻灭北宋、称霸中原百余年的金国就此烟消云散，忽必烈看到了父亲没能看到的胜利。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的剧烈动荡，主导这一切的正是强悍的大蒙古国。在此之前，蒙古已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随着金的覆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全部统一到蒙古旗下。

但大蒙古国的铁骑并没有停止步伐，他们再度集结，随时准备南下。再向南，是位于西南方的吐蕃，偏居江南的南宋王朝，以及更南端的大理。

已经分而治之很多年的中国，再度走到风云汇聚的历史路口。

公元1235年，金国灭亡的第二年，一名叫八思巴的男婴降生在青藏高原，他被认为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八思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圣者”。

然而，他出生没几年，高原的安静祥和就被入侵的战火打破了。这片被泛称为吐蕃的土地，因为唐朝时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而得名。但自吐蕃王朝瓦解后，这里已经有三百多年没有出现统一的政权，一些大大小小的教派以割据的形式，成为不同地区政教合一的管理者。其中，八思巴的家族开创的萨迦派是最具实力的一支，掌管着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大片地区。他的出生，给家族带来了传承有序的新希望。

就在八思巴五岁时，蒙古大军首次出现在藏区，杀死了数百名僧人。有记载道：“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也是在这一年，八思巴的父亲去世。从此，担任萨迦派教主的叔叔萨迦班智达就将他带在身边，亲自予以教导和培养。

在一些具有政治远见的藏族人看来，外部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让封闭的高原与蒙古以及更广阔的地域建立连接无可避免。但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连接，他们一时还没有想好。

历史中总会有一些特别的契机出现，但当它初露端倪的时候，往往更像是对勇气和智识的考验。

一天，六十二岁的萨迦班智达接到了一封来自大蒙古国的信函。发放诏书的人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二皇子，受封河西的阔端。他告诉萨迦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上师，选择时选中了你。”这一年，八思巴十岁。他可能还不太理解这封信函的深意，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

叔叔萨迦班智达带着他和六岁的弟弟，踏上了前往北方的路途。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凉州，也就是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在青藏高原上各教派的领袖们，都对彪悍的蒙古人敬而远之时，萨迦班智达毅然选择了前往凉州。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故乡，但为了吐蕃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位以睿智和渊博著称的教派领袖心意已决。

他预料到，这是一次异常艰辛的远行，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把继承人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时完成交接。

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民意，光在路上就耗费了两年。转眼间，八思巴在凉州已经待了七年。自从和叔叔一起抵达这里，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

来到凉州的第二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达成和谈，吐蕃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地。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并请萨迦班智达担任藏区佛教领袖。

两年前，叔叔在凉州圆寂。八思巴继承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以及藏区事务的负责人。对八思巴来说，这是权力的交替，更是责任的传递。叔叔为藏区安稳做出的努力，他时刻铭记在心。只是现在，他只能独自绘制藏蒙两族的美好蓝图，他快速地成熟起来。

就在萨迦班智达圆寂的同一年，阔端也离开了人世。凉州会谈开创的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持，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变数。

一切都落到了年轻的八思巴身上，他决心走得更远。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到更多人，尤其是大蒙古国的最高层。八思巴的态度，成功地引起了蒙古皇族成员的注意。公元1253年的夏天，他收到一份邀请，发出邀约的是忽必烈。

在八思巴从婴儿成长为萨迦派教主的日子里，忽必烈也在不断开创自己的人生。过去十多年里，大蒙古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外扩张，大汗之位也几易其主。

公元1241年，窝阔台病死，他的儿子贵由接替了汗位。但没过几年，贵由就去世了。公元1251年，蒙哥在众人推举下登上汗位。

蒙哥是拖雷的长子，忽必烈的长兄，因此，大蒙古国的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蒙哥即位后，将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八思巴对忽必烈并无太多了解，但他仍然决定前去相见。接受未知和挑战，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生存方式。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第一次承担重大军事行动。大蒙古国制定了远征大理、然后迂回夹击南宋的战略，而远征大理就需要绕道西部藏区。

此种情况下，驻扎在六盘山的忽必烈想起了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忽必烈已经是一个三十九岁的中年人了，母亲在前一年去世，但母亲的教诲已深植于心。他渴望为自己的家族建立功勋，哪怕前路凶险，他也一往无前。往南去，这是他眼前最专注的目标。

在八思巴看来，这是他走近大蒙古国当权派的重要契机。当年叔叔赴阔端之约，有了凉州会谈，他将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呢？八思巴对这次会面充满期待。不过，忽必烈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让八思巴为自己的行军提供支持。所以，这算不上一次愉快的交谈。

忽必烈以领主的口吻对八思巴下达任务，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要求藏区支援他对大理的远征。八思巴心中很是不悦，他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坐住，请放我回我的故乡去。”

就在八思巴即将拂袖而去之际，忽必烈身边的王妃察必站了出来。她告诉忽必烈，这是一名在知识和功德方面卓然超群的法师，应该请他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

八思巴这才重新坐下。他想到，这正是向忽必烈施加影响的良机。过去几年里他学习到的中原历史文化知识发挥了作用，他决定以唐朝时期汉地与吐蕃的联姻，以及历史上吐蕃王朝和西夏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来说服忽必烈。他想让忽必烈认识到，要取得藏区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需要尊重和接受他们的信仰，并与他们的精神领袖建立深层次的关联。

忽必烈表面上依然不露声色，尽力保持着一个王子的威严，但在内心，他对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年轻人突然产生了兴趣，甚至有了些许好感。

作为忽必烈最宠爱的妃子，察必就像一缕清风，不着痕迹地化解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她主动拜八思巴为师，还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解决教权与王权的冲突：听法或人少时，上师坐上座；公开场合时，汗王坐上座。

有时候，女性的理性、宽容和善良本身，就是天赋的政治才能。在察必王妃的促成下，公元1253年，忽必烈正式拜十九岁的八思巴为上师。他们以宗教的形式，实际完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结盟。双重的连接，让他们的关系从此牢不可破。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伴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进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不断进入视野。

遇到八思巴之后，忽必烈有了更为笃定的信仰，这让他的精神世界空前地充沛起来。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让这个中年男人散发出成竹在胸的气质。而这次相会，也开启了两人此后漫长的合作。八思巴开始了对忽必烈一生的追随，忽必烈从此多了一份其他蒙古皇族不曾有的思想支撑。这是他们个人友谊的开始，更是一段宏图大业的序幕。

有一些相遇和结缘，似乎就是为了更大的事做准备的。忽必烈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身份和信仰。忽必烈像宽广的草原一样，接纳了他们。

见证了忽必烈拜师礼的人中，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臣。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因缘际会进入了忽必烈的幕府。那时，他还在山林中隐居，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恬淡无为的一生。

刘秉忠出身官宦世家，家族的命运随着时代巨浪沉浮翻转。他的祖辈先后在辽、金和蒙古为官，他也曾于十七岁时在蒙古统治区担任一名低阶的文吏，但很快就辞官隐世。

山中日月，容易让人忘记尘世的年轮。十年如水流逝，他出入儒、释、道三门，潜心向学，对天文、地理、律历、治国等知识都广有涉猎。就在二十六岁这年，他遇到了一个人——海云印简禅师。因为禅师的到来，刘秉忠的人生离开了原先的轨迹，掀开了计划外的新篇章。

海云印简禅师被忽必烈邀去讲学，因为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绕道前来拜访，并邀请他一起前往漠北。

唐帝国黯然崩裂后，宋王朝结束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但始终未能完成大一统。四百多年过去了，像刘秉忠这样在战乱年代成长的士人，格外期盼国家的完整和统一。

他们心中所念的，不再是一朝、一族、一姓。在他们看来，无论何人，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他就是中国之主。就这样，当刘秉忠在漠北见到忽必烈之后，便一路跟随，并在日后为他构建了整个汉臣体系。

在这个汉臣体系中，还有一位大儒。当新任蒙古大汗蒙哥将漠南汉地的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忽必烈后，他感到了一丝隐忧。众人都忙着大肆庆贺，他却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

这让忽必烈幡然醒悟，主动向哥哥申请，将自己的权限从军民兼领缩小为只掌管军事。向忽必烈献策的这位汉人，叫姚枢。因为姚枢的提醒，忽必烈与蒙哥之间的权力冲突没有过早发生，这为他积蓄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