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之忽必烈（二）

讲中国故事

忽必烈（二）

与刘秉忠一样，姚枢也一度在乱世中选择归隐。接到忽必烈的邀请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还是欣然前往。他从忽必烈身上，识别出了其他蒙古王子所不具备的素质。

这时的忽必烈已然意识到，治理天下比征服天下繁杂百倍，他需要人帮他。母亲、察必、八思巴、刘秉忠、姚枢，各自为他打开了别样的天空。

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枢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说，再次敬酒。如此再三，相对无言。但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

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

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

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其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地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

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坐充满悬念。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

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驻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

大蒙古国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纯就军事而言，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并不是兵马粮草，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这一次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

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万言策”，那是一份充满儒家理想的施政蓝图与立国之策。

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他很早就建议，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安民固本，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

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汗的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

对于战争来说，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作为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以示祝福。并计算好时间，确保贺词在正月初一送达。

每一篇贺词，都如同诗歌一般优美。“由自在威赫之坛城，放射出炽热之光辉，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是忽必烈的王廷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每一个新年伊始，都仿佛是一次蒙、汉、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

1260年12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汗位之战还在激烈进行，八思巴深知，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他为忽必烈祈福，也为天下众生祈福。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

公元1264年7月，历时4年的汗位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向自己乞降。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心软了。他赦免了阿里不哥，赐他自由。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从这一刻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千余人，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十人。

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

忽必烈赢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

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金莲川，是忽必烈称汗时的开平府所在地。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有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卜卦等知识的术士，还有擅长经商、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生履历。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他们各有所长，但目标一致。自忽必烈即汗位开始，他们就努力把这个草原政权向中原国家的方向打造。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将原属于尚书省的六部划到中书省管辖。

所有的努力，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这一年，忽必烈建立汉式国号“大元”。

与祖辈和父辈相比，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逐步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献上了“大元”二字的刘秉忠，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大元”，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乾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寓意着伟大的开端。

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公元126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南面是朝，即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

这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

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

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三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若干小巷，名为“胡同”。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

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是元帝国的国策。

大都建成8个月后，刘秉忠与世长辞。带着“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的梦想，他远赴漠北，并全力以赴地实践了这个梦想。传奇的人生，似乎总是在完成使命后戛然而止。刘秉忠去世两年后，忽必烈攻灭南宋。

从成吉思汗开始，经窝阔台、蒙哥，再到忽必烈，历三代共七十余年，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终结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南宋等政权各据一方的分裂局面，继隋唐之后，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

此时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暹罗（Xiānluó泰国的古称），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初名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授法，他为这个正在成形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

长久以来，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后来则用回鹘（hú）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深感没有全国统一的文字，政令难以通达，便把任务交给了八思巴。

八思巴用时数年，以藏文字母为蓝本，结合汉字、畏兀字的书写习惯，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

公元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此后的元朝，凡是诏令、公文、印章、钱币等，都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文”。

一年后，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自八思巴开始，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地位极其崇高。

然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39岁的八思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独自返回西藏。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回到故乡的八思巴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划分十三万户。

公元1280年，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八思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

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它来到了忽必烈面前。

公元1285年，几番周折之后，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

他已年届七旬，状态越来越差。过去几年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姚枢，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相继辞别人世。

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忽必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他的耐性与判断力也大不如从前。

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江南御史奏称，皇帝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太子真金。御史台官员感到非同小可，秘密留下奏章，但不久，就有人揭发了此事，忽必烈大为震怒。

真金是忽必烈与察必皇后的儿子，从小被姚枢等儒臣教育长大。以儒治国，是他一直向往和致力践行的理念。在忽必烈晚年对汉法产生厌倦时，真金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

他对奏章之事一无所知，却因为父亲的雷霆之怒而恐惧不安，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很快离世。虽然忽必烈没有惩处站在真金背后的汉臣，但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态度。此时的他，几乎与年轻时的自己逆向而行。

真金死后，一些汉臣寄望于太子推动朝政改革的梦想也就此破灭。失去了皇太子的忽必烈，瞬间失去了奋斗的全部意义，再没有什么比晚年丧子带给他的打击更为沉重。

真金曾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也是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太子。他不在了，未来这个国家将交给谁呢？

年轻时慷慨豪迈、一路凯歌的忽必烈，在晚年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凉。至今的谢世，政治决策上的挫败，让他变得消极、抑郁。

他一生好酒，但这时他已全然浸泡在酒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慰。他似乎恢复了一个草原人的本性，也或许，他想念那片草原，想念身缠明亮的金丝腰带、奔腾呼啸的时光。

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忽必烈身边几乎没有了汉人。衰老、肥胖、失望、倦怠、酗酒，最终一起敲响了他生命的晚钟。

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终年80岁。

作为骁勇善战的草原黄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并借此取得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未能取得的成就，征服并统一了全中国。

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即使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观念依然经久不衰。忽必烈和大元，让中国的历史传统得以再次延续。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