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之张居正和海瑞（一）

讲中国故事

张居正和海瑞（一）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上事君，下治民，是联结君和民的纽带。由于价值判断不同，他们选择了各自的为臣之道。在明代的文官集团里，就有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张居正，一个叫海瑞。

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

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到了明代，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张居正，一个叫海瑞。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明帝国的第11位皇帝朱厚璁（cōng）就很少上朝了。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贴身的太监、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内阁大学士，他几乎不见其他人。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只想修仙求道。

他的先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最勤勉、最严苛的帝王之一。他要求，无论寒暑，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三次，不仅要接见大臣议事，甚至还要接见普通民众。只是，快两百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

立国后不久，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并警告子孙，永世不得再立。强势的朱元璋不想让任何人、任何机构分走他的权力，他要亲自管理天下。

但这样一来，皇帝需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于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内阁。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阅读奏章，草拟意见，皇帝再把正式意见用红笔写下。最终，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批红”的部分审核盖印，下发执行。这个制度已执行了很多朝，但问题似乎也不少。

嘉靖皇帝朱厚璁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心机很深，并且多疑。但是，治理国家总要用人，他选择了用大臣。大臣们整体素质好过太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读圣贤书，心中有对君臣之道的敬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还要看他们如何尽到臣子的本分了。

朱厚璁当皇帝的第一年，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烈交锋。他原本是藩王之子，由于前任皇帝没有子嗣，所以选他继承了皇位。登基后，朱厚璁提出，讨论自己生父的尊号问题。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既然朱厚璁已继承大统，那就不能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只能自称“侄皇帝”，这让他极为愤怒。

而以张璁为首的新生代朝臣提出了另外的方案，建议尊孝宗为皇伯考，称生父为皇考，这是嘉靖皇帝想要的。双方斗争了三年，最后以皇帝的胜利告终，张璁一跃成为内阁首辅。此前，首辅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实际权限差异并不大，因为嘉靖皇帝的倚重，内阁首辅逐渐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首辅毕竟不是曾经的丞相，有实而无名。

此后的每一任首辅都应当小心把握权力的分寸，一旦逾越，将万劫不复。但在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内阁首辅成了明朝官场最炙手可热的位置。成为内阁首辅也是张居正的梦想，他一直在为此奋斗。只是奋斗到30岁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好像离梦想越来越远了。

公元1554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以养病为由，请长假回到江陵老家。他的病是心病，自23岁以进士身份进入官场，7年里，他燃烧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张居正的先祖曾跟随朱元璋起兵，虽然他这一脉已经远离军役，成为普通的耕读人家，但先祖以身报国的经历依然时刻激荡着他。

到曾祖父的时候，生活困顿，却仍不忘施舍穷人。张居正深受激励，很早就立下志向，愿做一张任人枕卧的草席，哪怕被屎尿污秽浸渍，也义无反顾。不顾个人毁誉，也要造福天下，张居正立的是一个成圣之志。为了这个目标，他选的是一条经世致用之路。

但他有点太着急了。获授翰林院编修的第一年，他就凭着一腔热血，上书朝廷，试图从官僚、军备、财政等层面对这个国家进行革新。

然而，嘉靖皇帝正忙着修道，内阁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上书。因为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与张居正同年的进士杨继盛遭遇一百廷杖，并被打入深牢，他们共同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却毫无作为。

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感到大失所望。他决计，与其在朝中苟且，不如归于山野。张居正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老师静水流深的为臣智慧。也是因为年轻，他又怎么能甘心在江陵种竹养鹤呢？

就在张居正回家乡的前一年，公元1553年，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打算听从吏部分配，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他已经40岁，不想再浪费时间。

即将步入官场，海瑞更加注重对自己的人格修炼。年轻时，他曾写下一篇《自警词》，时时鞭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假借神明，对自身进行灵魂拷问：入府县做官，得钱容易，还有华堂美女，会为此动心吗？在财帛世界，能像中流砥柱那样屹立吗？会不会趋炎附势，会不会欺世盗名？

他发誓，若犯了任何一条戒律，“不如速死”。有人嘲笑他在用圣人的标准自我标榜，却不知这就是海瑞一生不变的态度。

如果说张居正的志向是想改造出一个“更好的天下”，那海瑞的志向更像是要做“最好的自己”。

海瑞的家乡在海南，这里偏僻蛮荒，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自古就是贬官的流放地。贬官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他们为海南带来了文化传统，也用自己的风骨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海瑞和好友丘郊，就成长在这样的一座岛屿上。

丘郊，是被史学界称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邱濬的后人。祖辈的清名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弃绝农事。他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乐耕”。海瑞和丘郊二人时常在这里切磋学问，讨论做人的道理。

“必为圣贤，不为乡愿”，这是青年海瑞对自己的人生设定。乡愿，是指外表谨厚、实则伪善之人，被孔子称为“德之贼者”。海瑞决定，要用“德行”铺就自己的圣贤之路。

公元1553年12月，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谕，这是主管教育的学官。上任第一年，海瑞心中严明的准则，就与明朝官场的风气产生了一次硬碰硬的对撞。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监察百官，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唯独海瑞岿然不动。尽管只是一名小小的学官，他的骨头比谁都硬。巡按御史阅官无数，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海瑞这样的人。他居然说，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

不认官场潜规则，只认太祖的清规戒律，这就是海瑞。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刚峰”，他决心像山峰一样刚正。

曾经，他的道德之镜只检阅自己。如今，他开始拿这面镜子映照整个国家。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震，但也因为如此，他成了明朝官场的另类。

蛰伏三年，对于像张居正这样清醒而自负的人已经足够了。曾经的挫折感早已消弭，三年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到达。他心中的意志坚定如山，现在，他只需要付诸行动。

公元1557年秋，张居正决意重返翰林院。几个月后，海瑞也有了一个更为正式的官职——浙江淳安知县。自此，他们几乎同时踏上了新的为臣之路。

公元1564年，51岁的海瑞升任户部主事。虽然官阶不高，但身在朝廷的中枢部门，海瑞认为自己看到了国家的深层危机。

嘉靖皇帝二十多年都没有上过朝，这毫无疑问是“君道不正”。前首辅严嵩一党，历经十数年方被铲除，但吏治依旧腐败，这源于“臣职不明”。如此严重的问题，怎么能不去改变？海瑞感到无比愤慨。

为臣者，对下，理应全情为民、俭朴清廉；对上，即便忠言逆耳，也要肝胆赤诚。海瑞认定，臣子有责任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明代的儒家弟子们对吏治的批评一向极为猛烈，即使因言获罪，也在所不惜。

二十多年前，“阳明心学”的弟子刘魁，就因反对嘉靖皇帝沉迷修道而上书。上书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刘魁因此入狱四年，出狱不久，他就死了。

这样的人，在他之前，不胜枚举；在他之后，至少还有海瑞。所谓“文死谏”，这是士大夫的光荣。

16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实体，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帝国治理需要人才。有一点，海瑞和张居正应该是一致的：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良臣。只是张居正觉得，“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而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德义为重”。

为了能让皇帝警醒，公元1565年，六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疏》。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决定抬棺上书。这是嘉靖皇帝看到的最尖刻、最辛辣的奏疏，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直刺他的心。在这篇长达三千字的檄文中，海瑞历数皇帝的为政之失和为君之昏。他说，“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全天下的人认为你不对已经很久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嘉靖皇帝的震怒不言而喻。他不等看完就大喊：抓住海瑞，不要让他跑了。当听说海瑞在上奏前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后，他重新打开了奏本，不由得发出一句长叹，说道：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只是，我不是纣王。嘉靖皇帝破天荒地没有惩罚海瑞，只是把奏书留中不发。但在几个月后，他还是气愤不过，下旨把海瑞关进了诏狱。

此时已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欣赏海瑞的忠勇刚直，在他的暗中保护下，海瑞幸免于死。

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移。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

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

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坖（jì）继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坖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

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迷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

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

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民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地，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

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