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之张居正和海瑞（二）

讲中国故事

张居正和海瑞（二）

隆庆皇帝在位6年，他打破了父亲近三十年不上朝的传统，即位后，立刻开始革弊施新。

前朝给他留下了能干的首辅和强大的内阁。朝堂上的他，常常一言不发，以至于有大臣以为皇帝是个哑巴。但皇帝无为而治，实则推动了臣子的努力工作。

隆庆一朝，大明帝国解决了最棘手的两大外患：东南倭患既除，沿海安静；与北方的蒙古族也展开了官方贸易，以开放的政策换来了边境的和平。

只是好景不长，隆庆六年5月，朝会上的皇帝突然中风，不祥之兆在朝野上下弥漫开来。一天后，隆庆皇帝被宣布不治，10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为万历。

随着新皇帝登基，新一轮的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明朝的内阁从来没有平静过。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变成高拱，他对新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绕过内阁，直接颁发皇帝手谕感到愤怒，准备以篡改遗诏为罪名，除掉冯保。张居正洞察着一切。

高拱的计划刚刚启动，没想到被冯保抢先一步。他告诉太后、太妃，说先皇去世时，首辅高拱在内阁里嚷着：10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这让太后、太妃选择了与冯保站在一起。一场臣子间的权力之争，演变成了“弱君”对“强臣”的一次反击。公元1572年6月，太后太妃联合冯保，以10岁的万历皇帝之名，革除了高拱的所有职位，限令他即日出京，返回原籍。

这天，张居正请了病假。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为了避嫌。高拱是自己老师徐阶的政敌，自他进入内阁以来，已有多名内阁学士被迫离开。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没有受到牵连，靠的全是自己的隐忍和左右逢源。

张居正未尝不知道冯保对高拱的构陷，但他乐观其成。高拱失败了，首辅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随后不久，另一名内阁成员离世，大明帝国的内阁里，仅剩下张居正一人。加上他曾担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他接替高拱的职位，理所当然。张居正走到了臣子生涯的最高点，他的首辅时代终于开始了。这一年，他48岁。

很长时间里，他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现在，他可以逐渐亮出自己的态度了。从考中进士算起，已经过去了25年，他从那个容易冲动、容易愤怒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内敛、谦抑、城府极深的老臣。他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阁斗争，看到了太多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眼前倒下，张居正决心要结束这一切。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

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能造福天下的臣子。张居正认为，当时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君主势衰，以致政局失控。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饬纲纪，加强君对臣的统属。

公元1573年，张居正向皇帝进献“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把工作任务登记在账簿上，逐月逐级考核后，汇总于内阁。由此，内阁掌握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松懈懒怠的官僚体系，被激发出了活力。只是万历皇帝年幼，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了张居正手中。

4年后，张居正决定启动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制度改革。他相信，拥有更多的权力，才能做更大的事情。明朝内阁和负责行政的六部的关系原本相对独立，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六部一直由皇帝直接管理。但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内阁即利用朝中的监察机制控制了六部。这是以往的内阁首辅都未能做到的，张居正越过了权力的边界。

正式改革之前，张居正还做了一件事，对散漫不羁的明朝士风进行整顿。当时距离王阳明辞世不过数十年，他的“心学”思想正广为流传，朝中官员大部分都是“心学”门人。张居正早期也深受影响，但渐渐地，他对空谈之风感到深恶痛绝。他认为，要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必须统一思想，他想到了强调“天理”的程朱理学。

公元1577年9月，就在张居正即将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他的父亲病逝。按照儒家礼仪，张居正应当立刻回家乡守丧，27个月之后才能复职。这让张居正陷入两难。放弃丁忧，必会招来骂名，但是只要他离开，即将展开的政改大计必将功亏一篑。

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夺情”，即由皇帝出面，剥夺大臣的孝亲之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明朝此前曾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

张居正最终没有走。名义上是年幼的皇帝以“夺情”的方式驳回了他回家的请求，但在一些大臣看来，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有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张居正孝亲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是否出自皇帝本心。他们联名上疏，却遭到严厉的廷杖。朝堂之外，对张居正的非议甚嚣尘上。此刻，一份以海瑞之名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在南方广为流传。这份奏章并非海瑞所写，但人们相信，打着他的名号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引起共鸣。

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张居正依然视若无睹。他对言论毫不介意，他说：“有欲割去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三年后，他将已在局部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在此之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缴的是食物；役，征的是劳动力。“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统一改为征银。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清理出大量被富豪隐匿的田产，增加了国家税收，还简化了纳税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与经营。

张居正全面政改之际，海瑞已经在家赋闲11年了。他的清廉和刚正，未能给明朝官场树立榜样，但却形成了极大的震慑。

出狱后，每到一处，就有地方官主动提出离职，或请求将他调离；而每一地的百姓都在期盼他，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往往呼号哭泣，痛惜挽留。

明帝国不得不屡次调整对他的任用，最终，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海瑞对“心学”十分尊崇，他相信“心即理”，信奉精神的力量。他希望凭着一颗“本心”改变社会，成就圣王政治。后人在评价他的纯粹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一生都在竭力做一个清官的海瑞，在蹉跎中渐渐老去。

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能臣张居正，也迎来了人生的暮年。他出任首辅后的十年，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十年，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

政治上有“考成法”，经济上有“一条鞭法”。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成效显著。一系列举措，让沉疴（kē）日重的明帝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最后十年。十年里，他主导的内阁几乎架空了皇权。他是一个能臣，同时也成了一个权臣，皇帝和太后都对他言听计从。若是“张先生”偶感腹疼，万历皇帝会亲手为他调制椒汤面。

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

张居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积劳成疾。公元1582年6月，张居正病逝。这一年，他58岁。

在去世前九天，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这是文官序列中至高无上的职位。明朝的两百年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张居正的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弹冠相庆。他病重时，半个中国都在为他祈福。随着他的离开，风向开始转变，揭发攻讦张居正的奏书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的案前。

公元1584年4月，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奉命查抄的官员，从张居正家中清点出不少财物。

这个凭一己之力将明王朝带入复兴的名臣，在死后，被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张居正被抄家的消息传来时，海瑞还在家乡清苦度日。十几年了，他一直在等待。

张居正曾派人去考察他，看到海瑞在简陋的屋舍里吃着粗粮，十分感动。但是，张居正始终没有起用他。

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该如何去建设，他们都只忠实于自己的理念。

海瑞从57岁等到了72岁，直到张居正死后，皇帝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公元1585年正月，海瑞接到任命，出任南京督察院右佥都御史。

明朝实行两京制，北京、南京各有一套中央官职，待遇和地位相同，但南京的职位多为闲差。尽管如此，重回官场的海瑞仍然全情投入。他的热情对明朝官员来说，却无异刮起了一场旋风，上书弹劾他的奏章层出不穷。海瑞感到朝廷并不真想用自己，只是需要一个楷模。他屡屡请辞，但每一次都未被批准。

上任的第二年，感到来日无多的海瑞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奏疏。他表示自己已经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

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有变好，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的祖制，以严刑峻法治理官吏。这份沉重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对明朝官僚集团的极度失望。以他的道德标准，明朝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臣子。

一年后，公元1587年10月，已晋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在任上去世，时年74岁。

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最后，大家不得不凑钱，才办理完海瑞的丧事。

这位几乎得罪了明朝整个官场的臣子，却收获了无数民心。据记载，当他的灵柩从江上经过时，“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海瑞就这样，走完了充满遗憾、又自洽自足的一生。

张居正与海瑞的人生，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但作为同时代的名臣，他们的命运似乎又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为臣之道。

张居正离世比海瑞早5年，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最负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只有8个字：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又何尝不是海瑞的人生呢？

在这样的臣子走远之后，大明帝国也只剩下了一襟晚照。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