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之明朝的民间图书（一）

讲中国故事

明朝的民间图书（一）

南京城薄雾氤氲（yīn yūn）。这座六朝古都，也是明朝立国之初的都城。

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已经轮番上演了一千多年。及至公元1639年，这里的水流街巷正四处弥漫着墨香和书香。

书生陈子龙来过南京多次，但此行无关风月，是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办。他用6年时间，整理修订了老师徐光启的一部遗著。

南京是江南书坊的中心。陈子龙前来筹备出版的这部著作，名为《农政全书》。

在明朝，图书出版的手续极为简单，书籍税和笔墨税也取消了，坊间刻书蔚然成风。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市井商贾、乡野村夫都成了书籍的消费者。

这些书，在民间创作，在民间刻印，在民间流传，如同风拂过原野，传播着四海八方的讯息。那些带着鲜活气息的新知的涌动，几乎贯穿了大明王朝的整个历史。

【明洪武十一年】（徐一夔之《始丰稿》）

四月的江南，春雨霏霏。杭州曾是南宋的国都，繁盛一时。元朝时，这里依然是国家的贸易中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惊叹它为“天城”，“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改朝换代的伤痛，在几度春风中，被时间一点点治愈。公元1378年，明帝国统一中国后的第11个春天，新的希望正在孕育。

5年前，徐一夔(kuí)被任命为杭州府教授。当时，教授是个低阶官职，从九品，一府学官之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他着力建起一套由下而上的学校体系，国家层面称为国子学，后又被改称国子监，在地方则设有府、州、县三级学校。这套教育体系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接，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徐一夔的家乡在台州府天台县。他自幼跟随父亲读书，成年后在嘉兴、杭州一带游学。因为身体不好，特别是患有脚疾，这次来到杭州后，就很少离开了。

这一年，徐一夔接到一个任务：编修杭州府志。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决定走出书斋，认真看看这座城市。徐一夔知道，透过杭州城的景象，可以窥见国家发展的一个侧影。

出身寒微但强势专制的开国皇帝有自己的治国理念。朱元璋说过：“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他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并要求农田中要有相当的比例，用来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于是，全国棉花的产量大幅增长。这直接促进了纺织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松江、杭州、苏州一带，杭州逐渐成为一个纺织工业中心。

距离徐一夔家不远，就有一间作坊，纺织机的声响时常引起他的兴趣。明朝以前，平民所穿布衣的“布”多是麻布，棉布直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现在，棉布的逐渐普及，不仅增加了帝国的税收，也让作坊主拥有了更多财富。

朱元璋并不喜欢商人，他在《资世通训》中曾这样写道：“经商之人，唯利是图，贪婪诈取者居多，公平交易者甚少。”但毕竟商人也是庶民。是庶民，就应该受到应有的保护。秩序要不断完善，国家要形成规范而高效的运行体系，最终官员廉洁勤政，百姓安居乐业。

这是帝王高高在上的理想，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徐一夔决定自己直接去观察，去体验。身为一个行走在民间的低级官员，书写是格外郑重的事。徐一夔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资料的搜集和考证是辛苦的，编撰志书是严谨而枯燥的。他用了8个月时间，勤奋不辍，最终完成了长达60卷的《洪武杭州府志》。

但这份洪武年间的官方文献遗憾地失传了。后人广为知晓的，是徐一夔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一部私人书稿——《始丰稿》，那是他将自己的297篇文章以及7首诗汇编而成的一套书。始丰，是他家乡天台县的旧名。这些文字，是他本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其中有一篇名叫《织工对》的文章，最为著名，那是一份采访笔记。

那个时候，我租的房子在杭州钱塘相安里，这里的有钱人会雇佣工人们织布。

每天深夜，就会听到一个人领唱，其他人也都跟着唱。歌声很欢快，唱歌的人都是织工。我常常会想，他们很快乐啊。

白天，当我路过他们织布的工场时，可以看到老房子里坐满了工人。四五具织布用的杼机，南北方向摆着。十多个工人手脚并用，在杼机上织布。看得出他们很专注，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

我走进去，问其中一个说：我看你们工作很辛苦，做这些辛苦的工作，又有什么乐趣呢？

这个工人对我说：我的工作虽然辛苦卑贱，但是我在这做一天工，就可以拿到佣金二百缗（mín）。工场主管我吃穿用度，那我每天挣的钱就可以用来养家。这点钱虽然不够丰衣足食，但也不会饿肚子。我们一直都这样过的，也没想过别的，只知道认真做出好看的织品，大家也都喜欢。雇主把我们喊到一起干活，给我们差不多的佣金，我们就是雇佣关系，各取所需。下班后，我们一起放松一下，唱唱歌，似乎疲劳都少了很多。

徐一夔的这次采访，有人说记录的是丝织业发展，又有人说是对刚兴起的棉织业的实录，还有人说它透露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有新风吹来时，知识分子的视线不再只停留于庙堂之高，也开始触达江湖之远。

徐一夔为杭州，也为商业社会，保存了一份独特的样本。它充满细节，琐碎而生动。一本书，让后人得以真切感受到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之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杭州，继续教书传道、授业解惑。他希望学生们一生都能把道德作为形事的标准，而不仅仅是科举、做官、玩弄权术。那些，不是读书人应有的大志。

徐一夔对学生的殷殷期待，或许和明朝越来越死板的科举制度有关。和前朝不同，明朝将科考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文体规定为八股文，所述观点必须遵循朱熹的《四书集注》，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许多读书人为求功名而逐渐放弃思考，脱离实际。

但在远离权力体系的另一端，如同徐一夔一样，行走在市井坊间、体察着世事变迁的人，却一直没有放弃过个体的书写和表达。他们的文字和思想，借由书籍流转传承，丰富了大明王朝多元并存的文化图谱。

徐一夔晚年的情况没有明确记载，有传说，他因为呈给皇上贺表中的一个字有歧义，被朱元璋杀了。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徐一夔就是这样，在江南温暖滋润的似水流年里，往来于教室与街市之间，日复一日，渐渐老去。而世界的每一天，万物都在更新。

【明永乐十一年】（马欢之《瀛涯胜览》）

总有人会第一个感知季风和潮汐传递的讯息。15世纪到来的时候，有人开始创造新的历史。

公元1413年，距离明帝国大陆一千多公里外的南方海面上，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平稳地向前航行。

冬去春来，他们离开陆地已经数月，这是长期生活在内陆的人们从未抵达过的远方。壮阔、瑰丽、多变的海洋，让人惊叹，并深深地敬畏。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海。这个年轻人叫马欢，因为通晓阿拉伯语，他被招募为翻译。

明帝国的庞大舰队由40艘宝船组成，率队的是朝廷内官监太监郑和。这是他的第四次远洋航行。之前三次中，他带领船队一路南下，足迹遍及今天的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这些地方，在当时被统称为“西洋”。这一次，他们决定走得更远。

有传闻称，这支舰队被明成祖朱棣赋予了秘密使命，前往海外寻找被朱棣夺位的建文皇帝。但这只是传闻。可以确定的是，舰队完成了宣扬明朝国威的使命，加深了与西洋各国间的了解。

明帝国的造船术和航海知识都领先于世界，足以支撑远距离、长时间的航行。郑和的船队载满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物资，以换取西洋盛产的香料、染料、珠宝等产品。

翻译官马欢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觉得有必要记述下这“千载之奇遇”。虽然他只是“一介微氓”，但是，他的背后却是威名赫赫的大明王朝。

这是郑和下西洋中航程最远的一次。他们绕过阿拉伯半岛，把航线一直延伸到了非洲海岸。此后，马欢又跟随郑和第六次和第七次“下西洋”。如此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明朝的官方档案中却几乎没有记载留下来，郑和本人也没有著述。幸而有马欢用心记下的点滴，才让中国人在这个海洋世界的开篇所写下的浓重一笔，没有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中。

马欢将沿途见闻和感受草创成书，记述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人文、物产、风俗等情状，取名《瀛涯胜览》，并用了三十多年时间修改定稿。

“瀛”指大海。马欢想要把这些奇妙的经历讲述给那些没有见过海外世界的人听。很多年以后，年迈的马欢还会时常忆起下西洋的经历。“高山巨浪岂曾观，异宝奇珍今始见。俯仰堪舆无有垠，际天极地皆王臣。”用明朝白话写成的《瀛涯胜览》浅白易读，背后却是一个新时代的惊涛骇浪。

1405年起，郑和奉朝廷之命，先后组织了七次远航，平均每次航时约为一年半。他们巧妙地利用海洋季风的规律，冬季出行，夏季返航，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甚至更远。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航行范围之广，在全世界前所未有。他们所经过的海域，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了西方航海家的身影。

郑和下西洋，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这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是明帝国向外部世界发起的一次勇敢探寻。

1433年4月，郑和在第七次航行途中去世，明朝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戛然而止，但海洋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深刻连接的纽带。

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伟大的事迹，被一个小人物记了下来。世界正在变化，马欢记忆中永不磨灭的鲸波浩渺，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发展成为繁忙的新航线。在海上丝路的那一头，众多西方传教士即将启程。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