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之明朝的民间图书（二）

讲中国故事

明朝的民间图书（二）

【明万历十七年】（利马窦之《交友论》）

意大利人利马窦，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学者。受耶稣会委派，他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到达澳门，之后到了广东肇庆。

肇庆知府王泮（pàn）被利马窦的学问打动，他印刷了利马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图》，送给高官朋友，但对于传教却始终心存芥蒂。

利马窦来中国7年了，这是他在肇庆的最后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离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刚好就在这一天，广东南雄府有人前来拜访，他叫瞿（qú）太素。

利马窦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瞿太素：他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他是天才，但他放弃了学习，变成一个败家子。瞿太素是来请教炼金术的，见到身着僧袍的洋人时，他毫不掩饰地笑起来。

这是利马窦为自己设计的行头。他以为，中国人既然可以接受佛陀，那也应该可以接受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显然这是个失败的创意。瞿太素给出了一个方法，正是这个方法，让利马窦敲开了东方的大门。瞿太素告诉他，士大夫在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想在中国立足，就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首先要了解儒学。利马窦听明白了，他不仅在外形上僧袍换儒服，甚至修改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更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

利马窦研读儒家经典，熟悉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同时遍访名士，向他们求教。他对儒学的认知令士大夫们惊讶，尊称他为西儒“利氏”。加之他还具备对方不懂的天文、西医、算术知识，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yōng dǔn）。利马窦逐渐把佛教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合儒斥佛”成为他在中国的传教战略。

他还不能透彻理解的是，中国人早已不把佛教视为外来宗教，儒释道融合已经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所以，士大夫们对利马窦和佛教高僧的辩论并不赞同。

这大大出乎利马窦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还隔着一道屏障。在此期间，有很多中国学者都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一个支持他观点的上海籍学者徐光启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这次见面的意义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

公元1595年，利马窦撰写了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他把西方思想家交友的格言和十个小故事译成中文，加以点评，集结成册。没有想到《交友论》竟在士大夫中备受青睐，为利马窦赢得了来到中国之后最大的信任和赞赏。《交友论》的成功让他觉察到，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外来思想只有经过本土化才能融入中国。把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汉语，用“中国化”的书籍去影响更多的人，或许是一条路径。

他曾经用一幅地图打动了王泮，现在他用一本书打动了士大夫。他相信，一定也能找到一个打动中国皇帝的方法。几经波折，利马窦在公元1601年再次踏上进京之旅。他已经有了策略，但还需要一些帮助。他想到了那个睿智而热情的人——徐光启。

【明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之《几何原本》、《甘薯疏》、《农政全书》、《泰西水法》、《崇祯历书》）

徐光启，松江府上海县人，43岁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这并不影响他埋头苦读圣贤书。于那时的文人而言，科举和功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选择。但这条路，徐光启走得很艰难。

几年前，38岁仍屡试不中的徐光启游学南京。在朋友家里，他见到了那幅著名的地图——《山海舆地图》。一个满心都是“天圆地方”理念的人，第一次看到类似今天所见的世界地图，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陆地与大海竟然同在一个球形上，世界之大竟然如此无边无际，徐光启的世界观在那一刻被改写了。不久之后，他在京城见到了地图的绘制者——利玛窦。

考虑到中国人一向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天下之中，聪明的利玛窦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上靠近中央的位置，他懂得入乡随俗。

太多前所未闻的信息涌到徐光启的面前。利马窦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如同汹涌的浪潮，冲击着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徐光启得知，利马窦来北京这3年并不顺利。他想尽快呈上有趣的礼物觐见皇帝，但他几乎没有能力突破宦官构成的封锁线。两百多年时间，让大明王朝的上层建筑越来越僵化。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市民社会却自成一派图景。明朝中叶以后，商人和商帮十分活跃，商品经济繁荣。科举制度严苛，也让很多长期失落的读书人改变志向和目标，开始在世俗社会里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1604年和利马窦的再次相见，让徐光启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两人的交流范围很广，从上帝到天文、地理、历法乃至军事火器，无所不谈，话题渐渐集中到了数学。

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中国就有了数学专著《九章算法》，其中勾股定理、方程式等等算法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能力。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这是“技”，不是“道”。而在欧洲学者眼中，数学所代表的内在逻辑是哲学的思辨，是一切学科的基础。

徐光启和利玛窦决定联合翻译欧几里德的一本数学著作，他们将这本书命名《几何原本》。如同一切思想著作的翻译，这一次，他们一起创造很多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几何、点、线、平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等等。翻译工作进行到一年后，徐光启突然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按照礼制回家乡守孝3年。15卷的《几何原本》，才刚刚译完6卷。

在上海丁忧期间，徐光启意外接触到了一种新传入中国的农作物——甘薯，就是当下我们所说的红薯、白薯或者叫地瓜。它原产于美洲大陆，产量巨大，可以果腹。

徐光启觉得，如果这种农作物能在长江流域种植成功，那么就能解决水患之年粮食不足的问题。他请福建莆田的商人前后三次从千里外引种上海，最终取得了成功。为了在更多区域推广，他把种植心得写成了《甘薯疏》。书生徐光启相信，写一本让更多人能吃饱肚子的书，比起不切实际的理学空谈，比起写一篇八股文章，要有价值得多。

三年后，就在徐光启准备回京继续翻译之际，忽然得到消息：利玛窦病逝了。

利玛窦可能是最早把“中国”这个名词介绍到欧洲的人，机缘巧合，他也成为第一个把西方的现代科技推广到中国的人。他有个愿望，死后可以葬在北京。有人上书朝廷，恳请实现这个已成为儒学学者的外国人的遗愿。内阁首辅说，不论其他，仅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他一块墓地。于是，皇帝批准了这一特殊请求。

1610年10月，在利玛窦去世5个月后，他如愿被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的二里沟。那一天，文武百官都来参加了葬礼，这是他生前求而未得的殊荣。利玛窦的墓前，立有一架他亲自监制的中国古代计时器——石晷（guǐ）。底座上刻了一段铭文：“美日寸影，忽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

徐光启听闻此讯，感慨万千。物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距离郑和船队远航两百年后，世界正在发生更加激烈的变动，徐光启已经看到了。

他先于这个时代走过了激荡起伏的精神之旅。43岁考取进士之前，徐光启是一个正统儒学培育下的文人，倾心科举，立志“学圣学贤”。他经历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最终位极人臣，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却都倾注在了朝堂之外。

与利玛窦的相遇，打开了徐光启放眼天下的视野。他想用《几何原本》来填补逻辑思维的不足，用科学与理性对抗迷茫。他认为“实学”是晚明的希望所在，而一切的根本在于“农”。

他将中国历代的农学智慧，明朝先进的生产经验，以及西方科技融为一体，编撰了《农政全书》，还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介绍欧洲农田水利技术的专业著作《泰西水法》。通过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徐光启开启了明末“西学东渐”的序幕。他主编了被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他让中国人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也不是一家独大。在天朝上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广袤、璀璨的星空。

过往的中国历史，沉淀在这无数的典籍之中，一代代人的智慧就这样传承下来。但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和书写。

【明崇祯十二年】（李时珍等专业著述荟萃）

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带着60卷的《农政全书》来到南京刻印之际，明朝人享受出版业的繁荣和开放已有多时，一批足以比肩世界的专业著述先后问世。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药物学宝典，还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博物学巨著。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吴有性的《瘟疫论》，开创了中国传染病研究的先河。

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标志着中国16世纪河道治理的最高水平。

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

借助商业化的出版方式，那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成就得以保存和传播，也让明帝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

承继宋代刻书业的明代书坊，经由市场，将出版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产业。晚明时节，无论是图书的品类、数量，还是印刷的品质，都创造了历史的高峰。各种文本的出现，突破了宋代以来只以道德伦理和政事为学问的藩篱。读书人不再满足于阅读少数经典，转而寻求广览博采。

万千百姓通过廉价的蒙学读物、日用指南，获取基本的阅读能力和生活常识。寒门子弟通过浅显的经典注释，取得进身之阶。

商贾旅人通过通俗小说、休闲小品，打发寂寞的旅途时光。田间地头的农夫也可以看着插画，理解和学习实用技术。

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时期，有这么多阶层的人，可以看到这么多种类的书。

那是晚明阴郁的天空里最后的霞光。人人都可以立言，使普通人的价值得以被发现和高扬。文化的共享，让独擅学术的贵族门第再无产生的可能。价值尺度的转换和自我的觉醒，引发了人生态度和社会观念的变异。

明朝，几乎站在了近代化社会的入口。

又是一年季风来临。亚洲大陆上农耕文明的形成，有赖于季风的周而复始。风如约而来，土地就会如期孕育生命，明帝国也如此这般持续运行着。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朝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坚守中绵延不绝，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一点点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历史会留下每一个人的价值。

在众多立言者中，有一个人显得尤为特别。他的书，既是系统考察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风景资源的鸿篇巨制。

1608年，22岁的徐霞客，戴上老母亲亲手缝制的远游冠，离开家乡，开始他渴望的旅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徐霞客有所不同。从地质地理的视角，考察自己所在的国度，他是第一人。

他行走在山川大地上，步履不停，看日出日落，听微风掠过，风霜雨雪都是他的背景。在某个万籁俱寂的美丽夜色中，他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此一宵胜人生千百宵。”

56年光阴，浓缩在他的游记里，成为一部中国版的大地之书。

公元1641年，临终前的徐霞客说：“我只是一介布衣，拿着竹杖，穿着草鞋，凭一己之力游历天下。虽死，无憾。”

那个为许多普通人探索和记录下的时代，如同一阵季风，忽然来了，很快又去了。大明帝国，就这样走到了它的尾声。下一次季风的到来，还要再等很多年。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