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国之重镇

【中国通史】— 019

国之重镇

—— 先秦时期城市的兴起

【本节要点】①中国的城市起源于何时，又是如何发展变迁的；②一个是摩肩接踵、挥汗成雨的昌盛之都，一个是让人三致千金、富甲四方的“天下之中”，他们的繁荣源自哪里，与商业的发展有何关系；③在那个风雷激荡、群雄并起的时代，城市的兴衰与统治者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联系。

1928年秋天，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为了寻找带字的甲骨，中国考古人员开始了对殷墟的发掘工作。由此开始，一座几千年前的城市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远古时代的中国境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和部落，部落间不断的战争，使得人们为了部落的安全修建防御性设施。传说黄帝筑城造五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这种设施是城市最原始的萌芽形式。随着阶级分化，国家产生，工商业和农业分离，脱离生产劳动的统治者，以及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成员，一般居住在城堡中。城堡就有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功能。

中国最早有史可考的城市源于何时。

对我国早期城市历史有可靠记载的是周朝。周王朝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由于周朝灭商后，都城西迁，建都丰京、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两京”仅隔一河，中间有桥相连接。《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轫。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日朝一夫。”这是中国最早的城制记载。大意是说，镐京方圆九里，每边有三个门，九条街道纵横，前堂是朝堂，后面为街市，王公贵族和手工工匠居住在城中，经济自主性较弱。几乎完全依靠周边农村的各种供应。由此可见，最初的城市和商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么，商业的发展开始促进城市的发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商周之时，工商业都由官府垄断，春秋后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工商业者，战国时的手工业者已经分工很细，有冶金工、陶工、木工、车工、皮革工等。由于社会分工手工业者要“以械器易粟”，农民要“以粟易械器”，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大小地主剥削来的农产品也要通过商人换取奢侈品，这些行为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于是，商业和城市也开始兴盛起来。

春秋时候，大都市不多，一般国家的国都周围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

战国时期，由于农工商业的发展，不但城市增多，而且人口也不断增加，规模也大大扩大，有些大城市周围不止三里，户口也不止万家。《战国策˙赵策三》记载，赵国名将赵奢对当时城市发展规模的古今对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可见，到战国时期，城市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急剧膨胀，这首先表现在各国都城的繁盛。在各国国都中，齐都临淄首屈一指，规模最大，也最繁华。

临淄不仅是齐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战国时期，临淄居民多达7万余户，家家富足殷实。《史记˙苏秦列传》有这样一段为人熟知的论述，临淄城有七万户人家，以每户三个成年男子计算，就有二十一万男丁，不必征发其他郡县的男丁，临淄就可以组成一支二十一万人的大军。临淄的街道车马往来拥挤，车的轮轴常常相互碰撞，行人肩擦肩，人们的衣襟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人们的衣袖连起来可以合成幕。大家一挥汗就好像下雨一般。

在当时的临淄城内，论经济则百工兴业，商贸繁荣，丝帛鱼盐，汇聚如山。论文化则稷下学宫，百家争鸣，诸子著述，昭显于世。商业兴盛，人们生活富足，学术繁荣，精神生活提高。这些，进一步推动了文体活动的发展。临淄城内的文体活动，不仅包罗万象，而且推陈出新。

《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所说孔子在齐都闻《韶乐》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可见齐国文艺活动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同样是都城的楚国郢，城墙周长30余里，街道上交通拥挤，也经常是车碰车，人挤人。据说行为早晨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已经被挤破。这虽然为夸张之辞，但也反映了大城市繁华的景象。

如果说，各国的国都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影响力而繁荣昌盛不足为奇的话，同样有很多城市完全是因为位于交通中心，成为工商业中心、物资集散地而繁盛起来。陶就是这样的城市的典型代表。

陶在今山东定陶附近，春秋为曹地，默默无闻。春秋末年，陶忽然成为繁荣的都会，陶朱公在陶安家立业，就是因为“陶为天下之中”，在此地三致千金。后来研究认为，春秋时的吴国开掘了邗沟及鸿沟，使江、淮、济、泗几条河流可以联络交通，陶位于这一新水道网的枢纽，又加上济泗之间、西至黄河平原，都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所以，陶占尽地利。鸿沟的开凿更是陶居于济、汝、淮、泗水道网的中央，就近而言，西边挨着韩魏，东边连接齐鲁。就远而言，可以从水道达江淮，良好的地理位置，使陶成为天下诸侯权贵垂涎三尺的宝地。

城市的兴起，经济文化活动的繁荣，与当时颇有远见的各国统治者的扶植是分不开的。

西周初年，太公姜尚被封到营丘，针对齐国盐碱地多、人口少的特点，他鼓励妇女从事纺织业，同时发展渔盐，致使“齐冠带衣履天下”。到齐桓公时，管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全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实行专业分工。工商乡专门从事工商业，管仲的改革使齐桓公得以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连续到战国时期，齐国的强盛富庶更为天下公认。正是由于工商业的发达，统治者的爱好鼓励，才使临淄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在当时的中原大国晋国，晋文公鼓励发展商业，位于中原中心的郑国，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和商人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意思是说，商人不背叛统治者，当权者也不能对商人强买强卖。于是，出现了秦国偷袭郑国，商人弦高以十二头牛假意犒劳秦军，使秦军偷袭不成反而全军覆没的故事。甚至春秋末期，郑国依附于晋国的时候，晋国使者韩起想要求当时郑国的执政子产帮助他低价购买一只玉环，却被严词拒绝。即便是在商鞅变法中，公然提倡“重农抑商”的秦国，仍然需要各国商人输入大量物质，以供统治者挥霍享受，曾经一度控制秦国军政大权的相国吕不韦自身就是一个大商人。

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战国的货币是从春秋后期开始出现的金属铸币发展而来的，适应了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的货币流通量更大，这一时期的货币可分两大类，一类是铜币，另一类是金币。铜币从形状上可以分为四种：刀币流通于燕、齐等国，布币流通于韩、赵、魏等国，圜钱流通于周、秦，形状像见贝壳的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还铸有一种称“郢爰”的方形金币，上印“郢爰”二字，后人称为“金饼”或“印子金”。

起初，这几种开关不同的货币各有一定的流通范围，到战国后期，随着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各地的钱币有趋向一致的倾向，直到后来秦始皇统一了货币。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据后人估计，在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四五百万的城市人口。我们的先辈通过不懈的努力，不仅有了数目众多规模宏大的城市，而且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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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