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皇帝，缺位的父亲

成功的皇帝，缺位的父亲

——宋武帝刘裕“多子反成灾”的启示

【编者按】家风是家庭（族）的风气（习气、爱好和习惯）、风格（行事作风及其观念）和风尚（流行的风气和习惯），是代际相传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家风、民风、政风、国风自下而上支撑叠加，自上而下校正导向。其内在统一且纯正，则国运兴旺，反之则走向衰亡。

家风是民风、政风、国风的基础，是国之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根石，国运的根基。纯正家风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时，则社会之风（民风）方能淳朴；是各级执政组织，尤其是最高执政机构认同并奉行价值观念及其行事规则时，则社稷之风方能清明。反向，清明的国风导向清明的政风，通过治理等治国方略的实施，校正社会风气，促进着社会安宁，百业勃兴，巩固和优化着纯朴的民风。这是自古之今不变的道理。

在封建社会，由于皇族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皇家的家风（家族风气）成为社会各阶层仰视和标榜，是封建王朝政风的体现。由于其直接表达着价值观及其满足价值需求的行为规则，则决定着整个社会奉行的价值观及其利益获取规则。由于这种“奉行”直接决定黎民百姓的福祉，以及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从而决定着国运兴衰。故此，封建皇族的家教、家风直接决定国运兴衰存亡。

我们以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家教家风为例，揭示这个道理。

南朝，是中国历史上由汉族建立的四个正统王朝的统称。上承东晋下启隋朝，历经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四朝共二十四帝、一百六十九年。自公元420年，东晋权臣刘裕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他，刘宋建立之时，皇族家风就陷入怪圈。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几个昏庸、残暴、热衷内斗的皇族子弟，甚至连串儿出现，最终或致本人丧命、或致王朝崩溃。

刘宋的宋武帝刘裕，被后世盛赞“气吞万里如虎”，堪称“战神”级人物。称帝后的执政期间，吸取前朝士族豪强挟主专横的教训，加强集权，抑制兼并，实施土断，整顿吏治，重用寒士，振兴教育，遣使访民间疾苦，轻徭薄赋，废除苛法，改善社会状况，终结了门阀专政的时代，奠定了南朝“寒人掌机要”的政治格局 。他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汉文化的保护与发扬有重大贡献，并开创了江左六朝疆域最辽阔的时期，为“元嘉之治”打下坚实的基础。明人李贽誉之为“定乱代兴之君”。

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皇帝，却因“缺位的父亲”，毁了他的刘氏后世江山，留下“帝王缺憾”。他一共有七个儿子，但没有一个得以善终。

刘裕画像

总结其缺位，有以下几个方面。

㈠ 家教缺失，贻害无穷

“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种典型的家庭模式。许多男人都把精力放在打拼事业上，而对打理好夫妻、亲子关系不怎么用心。刘裕就是这类男人的典型代表。

刘裕（363年-422年）出身次等士族，早年很穷，落魄到靠砍柴、种地、打渔和卖草鞋为生，遭乡里轻鄙，时人大多不赏识他。直到当上东晋北府军将领孙无终的司马，生活才逐渐富裕、稳定起来，有能力大规模生儿育女。406年，年已43岁的刘裕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符，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到415年52岁时，有了七个儿子。

父母对子女教育最关键在幼年至少年时期，孩子性格、价值观、行事风格基本在这一时段定型。

刘裕诸子幼年至少年时，正值刘裕事业急速上升期。自406年起，刘裕忙于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伐篡位的桓玄，北伐南燕与后秦。作为政治首领，又是军队统帅，国事缠身，军务繁冗，根本无暇教育几个儿子。

古来成大事的枭雄，也有很多一边干事业一边教育儿子的，像三国之曹操、孙坚。但刘裕不具备曹操、孙坚的条件：曹、孙二人比儿子大二三十岁，创业时父子一齐上阵，以实践锻炼代替了家庭教育，故而曹丕、孙策都能成才。刘裕比长子刘义符大43岁，创业时儿子还是幼儿，全无实践锻炼的可能，几个儿子都没有受到什么有效家庭教育。

有人说，难道儿子们和母亲在一起不能受教育吗？很难。

古代女性基本不接触政治，而刘裕的妻妾们更缺乏良好教养。刘裕发迹后，家人无可避免地产生暴发户心态。刘裕的正妻臧爱亲在409年去世，刘裕诸妾围绕正妻之位很可能暴发了激烈的争斗，为刘裕生下第三个儿子刘义隆（后来的宋文帝）的妾胡道女突然莫名其妙死去。《宋书》与《南史》都说胡氏系“被谴赐死”。妻妾争风吃醋多有，但把人逼死，可见刘裕家庭氛围之恶劣。

刘裕诸子和她们在一起，缺乏优良的文化熏陶和教育，本能养成了贪财好利、目光短浅的暴发户心态。

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为帝。这位十八岁少年在短短一年的皇帝生涯中，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挥霍享受上。史载刘义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即龙舟而寝。”仿佛国库里的财宝不及时享用就会消失，不光政治人格不健全，就连基本的价值观都是扭曲的。几位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檀道济、谢晦经过一年的观察得出结论，这位少年不具备人君的才质，于是联合起来废黜刘义符，不久后将其杀死。

刘裕次子刘义真对钱财的执念也令人发指。义熙十四年（418年），年方11岁的刘义真留守关中，被大夏赫连勃勃击败。按理说刘义真应当抛掉一切辎重，以最快速度撤走。但当时诸将在关中大肆掠夺，随军携带了大批财宝、人口，行军速度非常慢，一天才走十里路。将军傅弘之苦苦劝告抛掉财物，刘义真爱财如命，就是不听。结果被夏军追上，刘义真的军队伤亡殆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话应验在凡夫俗子身上倒也寻常，可是应验在刘裕儿子的身上，病根在谁，一望可知。

㈡骄奢之风，听之任之

刘裕很少有意识地教育、帮带儿子。刘义真在父亲身边待了几年，但没有学到刘裕坚定勇毅、明锐果断的优秀特质，却学到了刘裕不拘一格、不重礼法的一面。

大概是因为优秀特质需要长期地、有意识地观摩学习，这是需要超乎本能的主动学习，并非耳濡目染、被动模仿可以办到的。反倒是刘裕轻佻、洒脱的行动，极富个人魅力，极易被效仿，都被义真学了去。《宋书》说他“轻动无德业”，这种特点像极了刘裕年轻时的做派。

刘裕并没有发现少年义真的变化，对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匡正，以致义真的性格和作风越来越放纵。刘裕驾崩的当年，义真到封地历阳上任。当时围绕在义真身边的都是一些轻佻之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等，这些人本来肩负着教育、辅佐义真的责任，谁知他们主业不干，整日里只是和义真嬉戏取乐。尤其是谢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尚书令徐羡之感到忧虑，专门派人告诫义真不要和他们太过亲近，以免有损藩王的身份。但义真不听，依然我行我素。其父刘裕国丧期间，义真坐船向历阳进发，看到其母孙夫人的座船比自己的华丽，便蛮横地把母亲座船上的饰物拆掉，装饰到自己船上。此事严重违反了为父守孝的礼制，但谢灵运等人不仅不制止，还助纣为虐，此举令天下人齿冷。

刘裕非常宠爱第五子刘义恭（413年-465年），经常把年幼的义恭带在身边。刘裕生活比较节俭，平时和家人吃饭，盏盘不超过五个，唯独对义恭不加限制，要什么给什么，摆得盏盘数不清。有的没怎么吃就扔了，浪费得不像话。刘裕却从不节制，以致养成了骄奢之性。偏偏刘裕从不当回事，以为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会改。

改变性格习惯谈何容易？譬如小树长歪了，要费多少时间、多少心力才能改正过来。

刘裕自己没有教育好，也没有给义恭挑选道德上过得硬的老师，义恭长大后不成器是必然。义恭18岁时，比其大哥刘义符不遑多让，挥霍、赏赐、浪费，完全丢掉了刘裕节俭的美德。而且年纪轻轻一个孩子，已经任性地娶了好几房妻妾。三哥宋文帝刘义隆看不过去，批评他说：“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宋书》）又反复告诫他不要过于放纵欲望，尤其是花钱、娶妾之事必须有所限制。

只是此时再劝，为时晚矣。义恭成年后一无所长，不被兄弟、子侄们看重。宋孝武帝刘骏（宋文帝之子、义恭之侄）举兵夺皇位，义恭虽立了大功，还被拜为太傅，但孝武帝父子内心对他充满了猜忌和鄙夷。后来孝武帝死、前废帝即位，荒悖的前废帝杀了叔祖父刘义恭，“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酿成一幕宗室相杀的惨剧。

㈢排斥文化，粗鄙无文

除去家教领域本身的因素，刘裕对文化的天然排斥，也是导致诸子粗鄙无行的原因之一。

所谓文化，不仅是吟诗作赋，广义上讲包含了道德、哲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化人正心、守则、正行，遵循天道。

当东晋向南朝嬗变时，文化正处于一个急剧衰退期。士族阶层在当时是文化的代言人，但这个阶层在两晋时逐渐腐化堕落，失去了政治、军事上的地位，被逐渐崛起的寒门人士取代。

所谓的寒人，既包括有一定文化水平但门第不高的一般庶族，也包括凭军功起家的军人，刘裕就是后者的代表。这类人的标志性特点是：自己粗鄙无文，同时鄙视有文化的士族。

刘裕是个典型大老粗，写字非常难看。当小官时无所谓，掌握大权后需要亲笔给部下写批示，不能总是写得小鸡啄米一样，刘裕的头号幕僚刘穆之想了个办法，让他写大字，越大越好，一张纸往往只写六七个字就满了。刘穆之说：“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写出来居然效果还不错，颇有帝王的霸气。这些小伎俩对提升刘裕的文化水平无甚裨益。刘裕称帝后，没有像明太祖朱元璋一样恶补文化知识，一者时间太短，当了两三年皇帝就去世了；二者他确实对学习文化知识没有什么动力。

最恶劣的是，刘裕对当时的高门士族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王愉、王绥父子，陈郡谢氏的代表人谢混（东晋名臣谢安之孙），以及刁逵、殷仲文、郗僧施等著名士族，都被刘裕以各种借口杀死，其中包括刘裕的创业助手刘毅。此人雅好文士、颇涉典籍，虽也是寒门军人出身，但个人气质与刘裕截然相反。两人后来反目成仇，刘毅起兵叛乱后败死。

如此大环境下，士族们要么远离政治中心，要么转变身份去当武将。刘裕家族周边自然不会有什么出名的文士，正规的辅佐、教育自然无从谈起。相反，大量文化修养不高、喜欢乘险取利的小人簇拥在刘氏诸子周围，加剧了刘氏诸子个人品质的败坏。

不过，刘裕第三子刘义隆是个例外。他出镇荆州之时，身边的辅佐之臣如王华、王昙首都是杰出的士族子弟，刘义隆能形成健全的人格、端方的品格，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修养，这两位佐臣功莫大焉。王华、王昙首都是东晋名臣王导的后人，一等一的高门大族，但他们目睹晋末险恶的局面，明智地放弃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士族成长之路，转而投身素为士族鄙视的军旅，以求取政治上的进步，其士族标签淡化使得他们逃过刘裕的屠刀。刘裕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一念之仁，竟为儿子带来了绝好的教育。

刘裕其他几个儿子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刘裕第六子刘义宣，生来舌短，说话都不利索，一直不被父亲、哥哥看重。后来出镇荆州，身边一群寒门人士怂恿发动叛乱，推翻新即位的孝武帝刘骏。刘义宣架不住他们一顿撺掇，反正刘骏也是武力夺位，人家能我为何不能？于是草率地举兵造反，最终因为名分不正、准备不足被消灭。

刘裕生了七个儿子，长子义符、次子义真皆因行为不端被大臣废杀，三子义隆被儿子弑杀，四子刘义康被义隆猜忌赐死，五子义恭被侄孙杀害，六子义宣造反被杀，七子义季滥饮无度身患重病，加之备受三哥义隆猜忌，33岁便去世了。兄弟七人无一善终，令人叹息。

酿成这样的悲剧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雄武绝世、气吞万里的宋武帝刘裕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后悔。

注：根据《北京日报》客户端相关文章整理。

整理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