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代的游学风气及社会影响

东汉时代的游学风气及社会影响

游学在我国历来都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始于春秋，伴随的是“士”的阶层兴起，也伴随着“士”的没落。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到东汉时期，游学逐渐广泛。

秦代时期，游学被严厉禁止，直到西汉时期，游学开始逐渐复苏。伴随着汉武帝中央集权和思想大一统，社会状况稳定，因而游学广泛发展。与西汉相比，东汉游学更多的是带有政治性的，东汉时期的游学是在儒家经学广泛发展，成为主导位置，国家中央集权强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游学的本意以及先秦西汉时期游学的发展

㈠ 游学的本意

在古人看来，“游”如同水一般，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游不仅仅是人们追求身心自由的移动，也是人们对于动态行为的一种描述。而“学”既有名词的意思，又具有动词的意思。两者并不矛盾，“学”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

在《礼·学记》中有言：“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其中的“游”可视为出游、散步，意思就是告诫学子即便出行在外，也要有求学探知的心思，学习不能荒废。

而游学一词也最早出现于《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记载春申君的一段话：“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

周代时期，周公定制礼法，发展教育。因而官学教育体系发展相对完备，拥有着较为完善的教学体系。但这一时期教育却多集中在贵族之中。周平王东迁，诸侯势力逐渐强盛，而天子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逐渐减弱。因而，周公时期建立起来的官学体系逐渐没落，私学出现且极为兴盛。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开办私学，宣言自己的理念，顺应了各诸侯国对于人才的渴求。由此，地方上的学子文人开始在各国走动，学习新的思想，或者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以期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游学开始初步发展。

孔子可以成为游学中最具代表的一位人物，而《论语》就是孔子游学的代表，它由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记录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期的想法和感悟，汇集梳理编订而成。同样的孟子也曾效法孔子游学。至此，游学逐渐成为各个思想流派学说传播的一种方式。

㈡西汉时期游学发展的原因及影响

在西汉时期，国家实现了大一统。政治上中央集权，但在汉武帝之前，诸侯国拥兵自重，政治经济文化都各自成为一个中心。因而，文人士子也就会局限于西汉王朝分封的某个诸侯王国之内。

随着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使诸侯王国原本的权力被剥夺。尤其是诸侯国任命的官吏不得任用于朝廷的壁垒的设置，让天下学子，尤其是身处诸侯王国的文人士子，纷纷奔向中央。因为，只有在那儿，才能接触到最为顶尖的学术思想，才有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才有官至朝廷的机会。因而，天下文人士子便纷纷前往长安寻找机会。

西汉时期，官学和私学共同的发展推动了游学的兴盛。在官学上，太学与《五经》博士的设立，为游学创造了条件。有专门讲解的官员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担任讲师。在太学学生中出众的就会被挑选做官，如《汉书·儒林传》上曾言：“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

太学成为汉朝官员的培养基地。从而，吸引更多学子前来游学。而私学的强盛同样推动了西汉游学风气的发展。西汉中期，私学发展至顶峰，很多学者大师纷纷在家乡开设讲学，从而吸引大量学子，也带动了西汉游学的发展。

二、东汉时期游学目的和社会风气以及对东汉以后的影响

㈠东汉时期学子游学的范围与目的

东汉时期游学包含的阶级是极为广泛的，包括普通的百姓和非良家子以及小吏。百姓游学不受官职很正常，而非良家子和小吏则不一样，他们的社会阶层比较低，在一些社会活动中会受到限制。非良家子就是指罪犯的亲族子弟，而小吏与官员不同，他们俸禄少不说，甚至还会受到百姓的歧视。因而，会有小吏通过游学以此提高自己的学士能力和名气声望。

《后汉书·独行传》就曾说范冉“陈留外黄人也。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至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东汉时期的游学并没有因为阶级等因素的限制，相反却十分宽泛。

游学数量也很广泛。仅东汉末年太学记载的学生就多达三万余人，甚至是私学也常常会有数百人的门徒学生，因而也可以看出东汉游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东汉游学不仅仅是为了做官，以增加学识见闻的学术氛围也是相当浓厚的。在经历了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东汉时期经学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显学，在当时的太学和私学中，儒家经典都成为主要教学内容。

在汉代的选官做官制度中，朝廷及地方府衙主要考察的就是品德和才学。学识包含在德行的考察之中，名为经明行修。而汉代时期的察举和征辟制度中选拨人才还需要考察人的名气声望。因而，通过游学交流于名门名士，则会很快获取声名，从而入仕。

东汉末年曹操就曾拜访司马徽，希望得到一句点评，从而获得名气的由来便是基于此。东汉时期儒生大多学习今文经和古文经，而这些经学的发展多数是由当时的学术氛围推动以及相当数量的名师硕儒的带动。

㈡东汉游学受到政治的推动和社会风气的影响

上文曾提到，想要做官入仕，最为便利的方法就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早在东汉初年，国家就重新恢复了太学等一系列官学，朝廷大力推动经学，在各地建造学校普及儒家经典，这就推动了当时担任郡县太守等地方官员广泛的修建学校，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私学也就兴盛起来了。

《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当时官学和私学的发展之繁盛：“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秩序盈门。” 同样的对于地方上的经学大师，国家也会给予宽容广泛的对待，对于那些在地方上享誉美名的经学大师，国家同样会进行表彰。

在封建时期，当朝廷开始广泛地推动某些文化政策的发展时，很容易就会得到百姓的响应，久而久之，这些文化政策就会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固有的一种观念。这与官学与私学机构遍及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朝廷推动、官学与私学普及的循环往复，推动东汉时期游学从发展走向繁盛。

同样的学习明经（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一个好的领路人至关重要。除了官学的五经博士等等，地方私学上也有着很多名师硕儒，甚至在地方私学中，那些著名的名师学生子弟不下百千人。因而，在当时拜名师硕儒为师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除了做官以外，东汉时期的文人士子极为看重自身名节。汉末以至魏晋时期，点评天下人物成为士林一项重要的活动，就连官府则选拨官员也会参考这些点评。因而，很多游学士子追求美誉、增长知识，从而广泛游学。在朝廷的大力推动和社会风气的引领下，东汉时期游学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㈢东汉游学活动对社会风气产生的影响

一种文化活动的不断发展，直至成为时代主流文化，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影响，即是这种文化在不断向前的过程中，研究得越来越精细透彻，观念越来越先进，思想越来越优化。

游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文化普及、主流倡导的途径之一，与朝廷选人用人导向的密切结合，在官府的推动下，形成社会思想文化主流倡导，让经学不断完善发展，并且以长安太学为中心，部分地方私学为重点的不断向四周扩散。让经学的影响力的辐射越来越远。从而实现了官府倡导下的思想文化，很快转化为民众的奉行，进而表现在日常行为中，形成广泛认同的民间风气。

游学归来的学子，回到地方后，教导当地的学生学习，这就使得经学的受众不断向下延伸，让经学真正成为社会底层百姓都可以学习的经典。更深层次地使社会主流文化倡导下的民风得到发扬和巩固。两汉时期，大力推行的经学，是以董仲舒独尊儒术为根本的。因为，以朝廷力量推动游学活动，成为统治思想贯彻于民间的主要途径。对维护国家国家思想文化的稳定，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三、结语

在东汉时期，游学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广泛发展，但是经学最为主要的还是确定国家思想中的统治地位，其次才是学术思想的发展。游学作为其中重要一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自桓、灵间，君道批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间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由此也可以看出，经学对于稳固国家统治思想的重要作用。

当然，对于东汉来说，游学也会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游学中潜在的政治性，以及游学中拜师后产生的彼此依附关系较为紧密，便会导致类似于“党锢之祸”的纷争，同时限制了游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游学的广泛而深入发展，让思想和文化越来越精深透彻，会出现经学的不同流派。从而，导致经学发展趋向涣散。但从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视角，历史地看待，仍不失为是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根据“欧史骞”公众号相关文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