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教育意蕴

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教育意蕴

“游学”一词，较早见之于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曰“游学博闻”，意指游学可以使人增长见识。

关于游学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无统一认识，但一般认为，游学是古代士人等为增进知识、开阔眼界、获取信息、联络人脉乃至实现自身价值到异地游历和求知的教育文化活动。

“游学之事甚古，春秋之时已盛，及至战国。”由此可知，“游学”发轫和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自孔孟以来，士未有不游”，说明游学对历代文化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缘起

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主体是当时的“士人”，也称“游士”。春秋之前，“士”为贵族一员，“大抵皆有职之人”。后来，社会变革频仍（连续不断，频繁发生），士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并逐渐摆脱宗法等级制的束缚，最终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

“士”的崛起，无疑得益于当时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私学的兴盛。西周时期，教育在性质上有国学和乡学之别，在层次上有大学和小学之分。

然而，西周是一个等级社会，无论是“乡学”还是“大学”，大都是为贵族服务的，即所谓“学在官府”，普通的农、工、商阶层基本被排除在外。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王权衰落，各诸侯国展开激烈的兼并和争霸，礼崩乐坏，王室遂卑，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局面。

在这一情势下，受过良好教育的没落贵族失去了以往的经济支撑，生活窘迫，成为新兴的“士”。

出于生计需要，这些人开始兴学收徒，传授知识，也因此成为了私学兴盛的积极推动者。同时，一些庶民通过学习，拥有了一定的知识，加入到新兴“士”的行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私学愈加兴盛，受教育对象的范围迅速扩大，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拥有大量知识和才能的士人构成的特殊阶层，并成为游学活动的主体和主要推动者。

春秋中后期，随着世卿世禄被打破，世袭贵族日趋没落，新兴士人阶层开始崛起。此时，以孔子和墨子等人为中心的游学活动开始兴起，拉开了我国古代士人游学的序幕。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在其一生中，除了短暂的为官之外，游学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孔子“年少好礼”，很早就有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追随从学。孔子在鲁国做了很短时间的一段文书官后，就开始了其游学历程。孔子三十五岁时，又因鲁国内乱再次走上游学之路。

此次，孔子游于齐，其间与齐太师谈论乐理，“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在齐七年，归鲁后鉴于混乱而没有出仕，直到五十岁才在鲁国主要专注于《诗》《书》《礼》《乐》的整理工作和收徒授业。

这段时间，前来求师拜学者众多，“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孔子五十岁至五十六岁之间在鲁国参政约六年时间，随后又踏上了周游列国之途，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

在这十四年间，孔子带领弟子先后游历卫、曹、郑、陈、蔡等国。归鲁后，孔子没有再入仕，一直以收徒授学为业至去世。

在孔子的游学和聚众授业过程中，追随的弟子超过三千人，其中对“六艺”样样精通者七十余人。孔子的弟子以鲁国人居多，也有齐、宋、卫，乃至秦国人。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也多有效仿孔子者，游学诸国，或讲学授业，或求仕入宦，而他们自身也都多有追随者，进一步壮大了儒家的游学队伍。可以说，以孔子为中心，以鲁国为基地，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游学网。

随着儒家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儒家士人依然是游学的主力军。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代儒家学派的大师，也是当时游学活动的领军人物。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代表了一个时代，即一个在教育、文化和思想领域富于创造活力的百家争鸣时代。

二、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主要特征

由于西周以来等级制日益遭受破坏，各阶层流动性加强，使得下层民众有了通过学习改变身份和地位的机会，更多不同阶层人士的加入使游学群体日趋多元化。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重要力量之一。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因此，儒家游学者的出身相对多元。孔子本人年少时“贫且贱”，孔子著名的七十二个弟子的出身也杂陈不一。

颜回为“贫士”，端木赐为商人出身，子路为“野人”，子张曾经是罪犯，而其他人则或为官宦之家、或为贵族之家出身。

墨家学派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重要力量。墨子本人出身工匠之家，其弟子也多为农工商之流，但弟子高何则是“齐国之暴者”，索虏参则为“东方世狡”。

而纵横家张仪和苏秦更是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法家的韩非子出身于贵族，李斯当过楚国的小吏。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游学主体成分多元，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各派都积极参与其中，呈现出“百家齐游”的鲜明特色。

春秋中后期，随着私学的日渐兴盛，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些人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除在自己的居住地聚众讲学外，还不断外出游历授业，广招子弟。

孔子曾经游历卫、曹、宋、郑、陈、蔡、楚、齐和周等国。在游历的过程中，孔子聚众讲学授业，宣扬自己的主张，并招收子弟从游。

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孔子的弟子有前辈和后辈之分。前辈弟子多活跃于春秋晚期，是孔子在鲁国和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期间所收；晚辈弟子则是孔子归鲁后所收的弟子。这足见孔子讲学授业之游的成效。

作为儒家大师的孟子，曾两次到稷下学宫游学授业，两次时间相加近30年。荀子三次游学稷下学宫，其中后两次为授业之游。

墨子也曾带领弟子游学于鲁、宋、楚等国，通过讲学授业，招纳了众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禽滑黎。禽滑黎原来是卜商的弟子，脱离儒家而加入墨家，成为墨家学派除墨子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到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成为游学活动的中心。

稷下学宫在其鼎盛时期，几乎“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均曾游历授业于此，其中主要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汇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

三、春秋战国时期游学的教育意蕴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辟了社会教育的新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私学的演进和发展。

春秋时期私学的创办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创举，它使教育走出官府、走向民间，“学在四夷”，促进了知识的下移，开辟了古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孔子通过周游列国，开启了规模浩大的游学活动，开创了教育的新范式，将民间私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为后世士人和学子实现知识增长与个人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游学是将书本知识和直接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良好的教育方式，是一种优化的社会教育方式。

与正式的学校教育有别，游学没有固定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主要是交往式和体验式学习，游学者来去是自由的，全凭游学者个人的兴趣，不重立场，不以好恶，不论出身，愿者即来，一律欢迎。

大规模的游学是各派别思想形成、发展、成熟和广泛传播的最重要途径。儒家因孔子及其弟子等人的游学运动使其影响范围日渐扩大；墨家借助于墨子及其后世弟子的游学在战国时期形成三派鼎力的局面；

黄老思想因稷下学宫而在齐国大地生根发芽；法家则凭借在秦国的实践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其他学派也借助于游学而流传于世。

史学家吕思勉指出：“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学术初兴，散布未广，受业者不免拘墟，故虽极精深，而阙广大，言之似通，行之实窒，非有君人南面之学，无以用之。及杂家兴，‘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而此弊祛矣。故杂家之兴，实学术之一大变也，此惟游学可以致之，故游学实于学术大有裨益者也。”

孔子曾言，“吾门有堰，吾道其南”。即是说正是由弟子言偃大力传播和弘扬，孔子的学术思想才得以扩展并影响到南方。

孔子去世后，儒家能够成为显学，儒家思想成为百家学说中影响最大的学派，与孔子周游各地时其弟子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

稷下学宫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学术中心和高等学府，存在了150多年，被后人誉为东方的“雅典学园”，其兴起便是众多名师学士前来游学的重要结果。

稷下学宫秉持开放自由的原则，“凡来此者，无论学术观点以及国别、派别、年龄、资历如何，都可自由发表意见。由于所学不同，相互争辩是不可避免的，其中许多人都是雄辩家。他们相聚一堂，携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互致请难，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与发展”。

应该指出，齐国兴办稷下学宫本身就是一大创举，这样一个由官方举办、私人主持的大型讲坛，无论是在古代东方还是古代西方，都是罕见的。

与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稷下学宫的意义在于它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的传承为百家思想的争鸣。

并且，在儒家私学教育式微衰落之时，由于齐国统治者的创新，实现了私学教育的成功转型，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辉煌。

在稷下学宫的影响下，东周列国皆建立了类似的供游学者授业交流的各类门馆。这些门馆也聚集了不少饱学学士，他们通过设置私学，开展学术研讨，成为一个个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学术活动场所。它们之间人才相互流转、彼此推动，通过游学将各地的有识之士连接成为一个跨区域的学术网络。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创举，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教育遗产，其教育意蕴和现代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文章来源：史海观复，略有修改。）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