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之刘 彻（二）

讲中国故事

刘 彻（二）

四年后，窦太后去世。据说那一年，天上划过一颗流星，这颗流星有很长的尾巴。于是有人对一位诸侯王说：天有异象，一定会有大事发生，您何不起兵夺天下呢？

这位诸侯王就是刘安。刘安是刘彻的堂叔，他继承了父亲的淮南王封号，是当时势力最大的诸侯王。窦太后去世不久，刘安带着一套书，进宫拜见刘彻。这位淮南王不仅仅拥有军事力量，他还是黄老学派的领袖。

在淮南国国都寿春，他广聚门客数千人，纵论天下。而在当时，拥有黄老学说的话语权，就相当于拥有了政治话语权。

刘安是有野心的，七国之乱时，他曾有计划发兵响应，因被人劝阻没有行动，但景帝因此而对他不无警惕。于是刘安专心学术，与门客们一起编撰了一套黄老学说的著作《淮南子》。如今景帝驾崩，窦太后也归天了，淮南王刘安觉得自己有责任教导侄儿，不要再听信儒生的谗言，重蹈建元二年的错误。于是，他带着《淮南子》来了。

眼前这位大谈黄老之学的叔叔，俨然就是祖母窦太后的化身。同时，他还是一位实力和野心都很强大的诸侯王。对于刚刚摆脱窦太后控制的刘彻来说，刘安的一切都让他十分不快。

淮南王刘安的到来，再次激起了皇帝刘彻的斗志。他意识到，分封国的权力必须终结，国家的思想意志必须重构。他绝不会是一个无为的天子。

刘彻再次想到贾谊的《治安策》，还有征召贤良时看到的一份策论。策论中有一个观点，刘彻印象很深：你的权力是上天赋予你的。因此，天会保佑和扶持你。作为皇帝，你应该发奋努力，强勉行道。什么是道呢？适合治理天下之道，就在仁、义、礼、乐之中。

这份策论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儒家学者。董仲舒与贾谊生于同一时代，他涉猎百家，但最喜欢也最精通的，是孔子所编“六经”之一的《春秋》。春秋，一个充满时间感的词语，孔子选择用它为鲁国的国史命名，并不动声色地在对历史的评判中注入自己对春秋以来数百年大乱的反思。

这些隐晦未发的治国之道，经文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引来了后世学者的反复研读。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就因对《春秋》的研究而远近知名，与辕固生等人一同被拜为博士。然而春秋几度，他的才学依然无处施展。

刘彻登基后，董仲舒也给朝廷上了一份策对，但他并没有抱什么希望。黄老当道，谁会在意一个儒生的意见呢？悲观的董仲舒选择在家教书。

五年里，朝廷的变化他都听说了。知道得越多，心里越悲凉。无论乱世还是盛世，始终不为庙堂所用，这仿佛成了儒家的宿命。希望之光，日渐黯淡。

正在这时，董仲舒听到了新的召唤。公元前134年，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刘彻重新改元，完全属于他的时间开始了。他亲自起草“贤良文学”诏，描述了治国的理想蓝图。

刘彻的思考，穿过历史的隧道，远眺三皇五帝的光辉功业，但同样也是历史带给他最深的疑惑。

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究竟是被什么所决定的？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背后，有没有一种必然性的支配力量？决定个人荣辱和国家兴衰的，究竟是天命，还是当政者个人的努力？百余字的诏书，董仲舒读了很多遍。没有对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敬畏感，是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的，董仲舒再次想到了孔子。

三百多年前，七十多岁的孔子在春秋乱局中编著《春秋》时，已知自己有生之年无法看到盛世的来临，但他依然将探寻天道、明辨人间得失的为政之法，寄寓在这部《春秋》中。

他确信，乱世不会永远持续，总会有后来者将世人带入大同世界。他所期待的后来者，会是当朝的刘彻吗？董仲舒不再犹豫，历史给了他改变历史的可能。他奋笔疾书，将心中积郁已久的政治心声全盘托出。

董仲舒回应皇帝的策论中，最先打动刘彻的，是“更化”一词。更化的意思，就是改制。董仲舒直言，秦朝遗留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一直都没有熄灭。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

第二个击中刘彻的词语，便是“大一统”。继续推行“强干弱枝，消除诸侯”的政策，实现国家领土和权力的完整统一，这是秦汉以来的大趋势。《春秋》中隐寓的“大一统”三字，更被董仲舒提炼为天地永恒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

经历了秦的覆灭，汉朝人开始懂得，统一不单纯是政治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认同。但，统一社会思想，比其他都来得更为困难。

就这样，刘彻求解，董仲舒作答。后世将君臣二人的前后数次问答，统称为“天人三策”。

刘彻说：我要的不是一时的权变之策，而是长治久安的大道至理。董仲舒回应：汉帝国已经具备从“升平”向“太平”过渡的条件。为太平盛世的到来，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此后历朝历代意义深远的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刘彻接纳了这个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六经，就是孔子编撰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刘彻随即以六经作为人才遴选标准，设立了察举制度，同时新建太学、郡国学等官办学校，以儒家经典教授学生、选拔官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士人文治政府。

后世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文官体制由此肇始，读书人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

尽管刘彻并没有让董仲舒入朝为官，而是派他去江都国担任国相，但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董仲舒在一瞬间，感到大梦初醒般的恍惚。

理想就这样突然照进现实，这应该是儒家自诞生以来最飞扬的时刻。一切自此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好像所有的河流都找到了归属的方向。

在推尊儒术的决策后，公元前133年，刘彻再次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决定征伐匈奴，解决边患。经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远征和会战，最终匈奴远遁漠北，河西走廊及河套平原从此纳入汉帝国版图。刘彻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公元前111年，刘彻灭南越国，在其境内设置九郡。不久，刘彻又将闽越纳入统治体系。

公元前109年，随着滇国（现云南中部和西部地域）降汉，聚集了一百多个部落势力的西南夷全部归入汉朝。经过数十年开拓，汉朝的疆域几乎增加了一倍。分封国的命运也终于尘埃落定。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封地大的王国被进一步分化。五年后，淮南王刘安因谋反之罪被清除，淮南国被废，改为九江郡。这意味着，自汉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分封国，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不复存在。那些托庇于刘安门下的黄老学者，也被牵连进去，黄老之学从此走向边缘。

公元前110年4月，又一个春和景明、万木生长的季节，刘彻在泰山完成了儒家理想的旷世之典——封禅。

此时，距离他的老师王臧最初为他筹划封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那个澎湃昂扬的少年，用三十年的时间，成就了登峰造极的伟业。

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学者与政治家一直在探索治国的思想和方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法家、道家到儒家，历经秦汉两朝的实践，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刘彻一代确立。

这如同两根坚实的支柱，从汉帝国传递至今，令中国在世界东方两千年屹立不倒。而刘彻另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是打开了中国人胸怀天下的视野。

在他的时代，一条空前绝后的商道逐渐成型。为了安定边境，刘彻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开启了连通中西方商贸和文化往来的丝绸之路。络绎不绝的驼队，在这条长达数千里的通道上不断往返，绵亘千年，留下了汉帝国开放、包容的气度，以及与世界交流的长久热望。

回想起那些激荡着雄心壮志的日夜，刘彻知道，自己没有辜负天赋使命和曾经的少年意气。他治下的汉帝国，带着青春的朝气，奏响了千古不绝的强音。

刘彻没有忘记那些助他开创鼎盛之世的思想者。他为素未谋面的贾谊重修了故居，把贾谊曾经的职务太中大夫授予了董仲舒。虽然没有进入未央宫，但每逢朝廷有重大决议时，刘彻都要派廷尉张汤快马去董仲舒家，听取他的意见。亲眼见证了汉帝国之强盛的董仲舒，以教学著述终老。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去世。董仲舒去世那一年，刘彻正式废除了延用自秦朝的历法，不再以十月作为一年的开端，而是将正月确立为岁首。从此，粟和稻的播种与新的一年一起来临。

建议更改历法的士人之中，就有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

司马迁在正月的爆竹声中走回了书斋。他要继承父亲的遗愿，撰写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如同他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孔子编写的那部伟大的著作《春秋》。

他打算从远古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汉帝国改历这一年。司马迁的职务是太史令，虽然官阶低微，但他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档案，有机会看到大量前人的遗著。他也喜欢亲自去各处考察求证，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残片。

就这样，他把自己置身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充满情感、绘声绘色地记录下了他所了解和认知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那些人。他要书写一部严肃的史书，但也要像散文一样优美，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岁月悠悠，十多年转瞬即逝。约公元前91年，这部当时名为《太史公记》的著作终于完成了。后人从司马迁的笔下了解中国远古历史的细节和国家形成的过程，并把《太史公记》改名为《史记》。

公元前87年，刘彻驾崩。时人看重他开疆拓土的功业，把“孝武”作为他的谥号，而他真正的功绩，或许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深谋远虑和苦心积虑，那些他与历史和现实碰撞后为国家留下的精神遗产。一切将留给山河岁月去证明与评说。刘彻的时代结束了，它留在了司马迁的史书里。

在这部五十多万字的巨著中，“中国”一词共出现了131次，其中72次是代指自夏、商、周以来直至秦、汉的国家政权。到司马迁所身处的汉帝国，《史记》所言“中国”的概念，更是涵盖了汉帝国所管理的各个民族地区。

此后，中国，就是一个大一统、多民族的政权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今天。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