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之乾隆与马嘎尔尼（一）

讲中国故事

乾隆与马嘎尔尼（一）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嘎尔尼。

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

经过反复、慎重地考虑，他决定委派马嘎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

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

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

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9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

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

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嘎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发出感慨，与英国贸易商接触一百年多年，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

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上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据说，马嘎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那个时候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嘎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乔人杰是在3年前补缺代理天津道道员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人杰明察沉观、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人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四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人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

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临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临渤海，同时还是京杭运河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乔人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

迎来送往对于乔人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人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自己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

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爱新觉罗·弘历自25岁登基，如今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

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

大清帝国并不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

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五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

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地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陆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

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

马嘎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但是，马嘎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

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

1793年7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嘎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执礼作别时，乔人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马嘎尔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的正经事。

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人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他与王文雄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徵瑞（zhēngruì）的命令，但是徵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嘎尔尼的解释是徵瑞畏惧大海。其实，作为钦差的徵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

乔人杰很清楚，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一个多月后，皇帝会在那里接见英国使团。

皇帝心中的使团就是贡使，贡使就有明确的上下之别。而乔人杰面对面感受了这批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礼貌却强势。在他们的嘴里，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是平等的，这很麻烦，乔人杰第一次感到了任务的艰难。

十多天后，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这些日子里，双方有了更多交锋。正如乔人杰的预料，分歧越来越明显。马嘎尔尼按乔人杰的要求，给出了一份《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这个稍显拗口的文件标题来自使团自己的翻译官，这是马嘎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写下的。

一开篇，马嘎尔尼就介绍道，这些礼物可以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之后，除了用大段文字夸耀每一件物品，特别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

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愿望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互相交流才能互惠互利。

收到清单后，朝廷请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次译稿中，一切有关主权国家交流互利的表述都被删除了，对礼物的赞美表达也变得更加客观，尤其是把这些礼物的定位改为了外国国王给皇帝的贡品。

也就在这时，徵瑞正式但婉转地提出了觐见礼仪的问题。他告知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会在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前，可以把膝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

即便如此委婉，马嘎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让徵瑞十分恼怒。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

乔人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希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恭顺朝廷的意旨。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对于马嘎尔尼来说毫无意义。

8月21日，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使团一行只有三顶轿子，其中两顶分别给了马嘎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

小斯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

马嘎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徵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人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嘎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嘎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嘎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

穿越北京城后，马嘎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嘎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嘎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

马嘎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

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嘎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

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