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5—汉末乱世

【中国通史】—045

汉末乱世

——东汉帝国的覆灭

一个由豪强地主扶植的政权，一个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政的王朝，一个权力的较力场。在起起落落之间，涌现了一批批风流人物，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也一步步把王朝推向覆灭的边缘。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纷争。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和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是出身豪强地主。所以，当东汉王朝建立后，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经济上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山林川泽，政治上通过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等选官制度，维持自己的政治特权。

察举制，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一种选官制度，注重孝廉一科，其对象多为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士人。因此，察举是汉代低级官吏或儒生向上攀爬的一个重要阶梯。

征辟制，是盛行于汉武帝时期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就是征召有名望的人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通过征辟制度可以把那些不愿为官的博学名儒，加入到统治集团内部。

任子制，就是任用子弟为官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开始于西汉。据《汉官仪》记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也就是说，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任职满三年，就能保举子一人为郎。到东汉时期，任子范围扩大，不但没有任期限制，甚至连校尉、尚书秩俸低于两千石的官员，也享有任子特权。

这些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弊端日益暴露。大族出身的官吏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互相推荐亲属故旧，使豪族子弟顺利进入官场，并不断形成一个个以家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最终威胁中央政权的统治。

东汉王朝在中央设有太学，地方郡县也有官学。太学弟子众多，主要由官家弟子组成。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一些大官以传经相标榜，以此提高门第的声望。他们授业范围广阔，上自皇室、京师太学，下至地方州郡，许多官吏都成为门下子弟。这样，在大小官吏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又涂上了一层师生色彩，授业经师同弟子、门生往往也是荐主与故吏，兼有双重关系。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

从东汉后期开始，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掌政权。宦官是统治阶级中最腐败、最反动的代表。从桓帝刘志任用宦官消灭梁冀的外戚集团开始，宦官基本上垄断了朝政。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仕途，严重侵夺士人的晋升之路，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抨击。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兴起“清议”之风。

清议，在当时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在朝的官吏还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在同宦官的斗争中，最为坚决的是李膺（yīng），他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从躲藏处搜出，审问完毕立刻处死，极大地震慑了宦官集团。

敢与宦官做斗争的李膺、陈蕃、王畅等人，成为太学生们推崇的领袖和楷模，甚至为他们编了一段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面对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来势汹汹的攻势，实力雄厚、党羽颇丰宦官集团并没有坐以待毙。

公元166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被司隶校尉李膺擒获，并不顾赦令将其处死，轰动洛阳，宦官集团趁机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人与太学生、诸郡儒生及游学士人共为部党，诽讪（fěi shàn，诽谤非议）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当时的太尉陈蕃冒死上疏，说李膺等人都是有名望的博学之士，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却遭关押迫害，这种行为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同？同时，汉桓帝岳父窦武也一再上疏桓帝，为李膺等人伸冤。最后桓帝被迫下令，赦免他们。但却将他们遣回乡里，终身禁锢，不得为官。这就是汉朝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8年，桓帝驾崩，灵帝刘宏即位。窦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陈蕃辅政，他们起用李膺和其他一些被禁锢的名士，共谋诛灭宦官集团，可是事情泄露，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窦氏宗亲、宾客、姻属悉数被处死。宦官集团再次以“部党”罪名逮捕了李膺等百余人，并将这些人害死在狱中，他们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等，凡是做官的一律免官禁锢，禁锢的范围扩大到五服以内的亲属。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此后，东汉政权基本被宦官控制。

俗话说，祸不单行。当统治集团内部人祸不断时，天灾也开始频频降临。汉桓帝建和元年，即公元147年，荆、扬二州饥荒，饿死很多人。永兴元年，即公元153年，32个郡国发生蝗灾和水灾，受灾人数多达十万户，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公元166年，再次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饿贫苦，疾疫流行。到汉灵帝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河内河南一带，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官僚、地主对人民的剥削却有增无减。

当时在农村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即将到来。

公元184年2月，太平道首领张角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指汉王朝，汉代官员军队的衣服以苍青色为主，“黄天”是指黄巾起义军）的口号，把信徒组织起来，发动起义。他还派人到京师洛阳和各州郡，在官府的门上用白土书写“甲子”作为攻打目标。数十万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他们头裹黄巾，故称黄巾军。

起义军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豪族地主聚集的城池坞壁。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就遍布长江以北广大地区。黄巾起义疾风暴雨的形势，使东汉朝廷十分惊恐。汉灵帝一面调集军队保卫京师洛阳，另一方面又大赦天下党人，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各地豪强地主，也把宗族、部曲、家兵组织起来，与黄巾军对抗。

由于起义军各自为政，遭到东汉王朝和各地豪强地主武装的各个击破。于同年10月失败。

张角领导的起义失败后，统治集团内部暂时缓和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何皇后之兄何进任大将军，立皇子刘辩为皇帝，史称少帝。何进与中军校尉袁绍密谋，准备消灭宦官集团。并命令手握重兵的董卓带兵进京，作为后援。在董卓应召还没有到达洛阳时，因事情泄漏，宦官抢先杀死何进，袁绍立即率兵诛杀大小宦官两千多人，结束了长期以来宦官专政的局面。

与此同时，董卓率兵进京。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他为人残忍嗜杀，进入洛阳后，他一方面纵兵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劫掠财物，致使整个洛阳城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另一方面，玩弄权术，利用朝廷内部矛盾，掌握京城大部分军队，然后倚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废黜少帝，立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史称献帝。董卓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独揽，通过各种手段，排除异己势力。同时，又重新提升和任用大批党人。

但是，他的滥杀无辜、倒行逆施已经引起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与愤怒。各地诸侯纷纷起兵，准备讨伐董卓。

此时的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各州郡的牧、守在战乱中发展壮大，纷纷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中华大地再次面临血雨腥风、分裂割据的考验。

【编后语】正如“新朝”因违反天道天规，引起天怒民怨，群起而攻之，成为历史一瞬，东汉王朝的建立，虽然与西汉建立的驱动力属性及历史背景不同，但其共同之处都希望励精图治，避免重蹈前朝衰亡的老路。可是，到终了还是没有逃脱重蹈覆辙的命运。

《道德经》上说，天下万事万物，兴则遵天道、行天规，衰至亡者违天道而殃祸至。天道是宇宙万物不变的平衡发展规律，这个规律的核心法则就是天规。此所谓天有天道规则，地有地道规则，人有人道规则，自然有自然的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此，后人总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其统筹而相互制约又互济，维护着世间万物运行走向公平和合理，是为平衡。

从这一发展之理，看东汉的兴衰。

东汉建立的背景，盗贼（对反叛者的贬称）、起义多发，地方诸侯割据，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推崇恢复汉室。刘秀顺应时势，加入反抗新朝的势力，最终创立了东汉王朝，可谓是适逢天时；从东汉初期治理看，面对依然乱象频发的世局，派遣使者巡行郡国，实行官吏以捕获盗贼多少评定优劣，唯独包庇隐藏盗贼的人才判罪等有效治理措施，地方官吏竞争追捕盗贼，盗贼很快散去，百姓恢复安宁，此可谓顺应天时。

刘秀发兵推翻“新朝”，是在全国一片混乱的大环境下，也是在民众渴望恢复汉室天下的大背景下，他作为汉高帝刘邦九世孙、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在西汉的国土上，恢复汉室江山，顺应民意，顺理成章。相对其他起义军，打着拥立汉室的幌子而掠夺，他亲历亲为，率先士卒，更占有地利的优势。东汉建立之初，奉行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更接地气，促成“光武中兴”。

同样是天时和地利，最终走向成功却只有汉光武帝刘秀。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刘秀对于“人和”的把握。刘秀出身豪门拥有汉室宗亲血统，在影响力上要比众多地方势力和农民军大的多。绿林军所拥立的“更始帝”、赤眉军所推崇的刘盆子都只不过是起义军所打的名正言顺光复汉室的幌子，实际隔阂很深，加之没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一遭叛变便无力回天。刘秀聚合豪族地主阶级力量，吸纳部分农民起义军，创立东汉。此后，减免赋税、徭役，裁省吏员，释放及禁止残害奴婢，让大批奴婢免为庶民，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三公职权，妥善安置功臣，妥善安置刘盆子及降军降将，禁止外戚、宦官干政，裁并四百余县，取消内郡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削弱地方兵权，扩大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让阶级矛盾得到很大程度的调和、缓和，顺应民意，使社会秩序很快安宁下来，社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实现“光武中兴”。

兴则遵天道、行天规，衰至亡者违天道而殃祸至。东汉中后期，步入西汉的后尘，外戚、宦官干政直至把控朝政，再到董卓残忍嗜杀、民怨群起、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一片讨伐声等，其逆天道天规的作为，战乱再起，分裂割据在所难免，东汉衰亡亦不可逆转。

编辑/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