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9—开疆拓土

【中国通史】—039

开疆拓土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及其团队，通过对历朝的治乱兴衰的经验总结，尤其是面对当时国困民乏的情况，实施休养生息政策，解决生产力，开启了创造力。经过六七十年的蓬勃发展，迎来了它的巅峰时期、全新的发展时代。

公元前141年初，汉景帝刘启驾崩，十六岁的刘彻（汉景帝刘启第十个儿子）即位，成为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由此，执掌汉帝国的最高权力54年。

汉武帝，西汉王朝第七位皇帝，中国历史评价为政治家、战略家、文学家。何以如此评价，让我们来简要解读一下他是如何实施他的雄才大略。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继位时，西汉王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近七十年的发展，普通百姓家庭丰衣足食，朝廷府库里的钱财数以万计。京师库存的粮食因多年累积，以致变质而不能食用。由此可见，汉武帝承接的是前人创下的丰盛的遗产。正是有了这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才使得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得以施展，继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

事无艰辛，何来人杰。汉武帝也是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凭借自己的文治武功才成就了这一番伟业，让一个朝代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最终让自己彪炳史册。

秦朝的短暂而亡，给了汉朝统治者极大的震撼。因为，在秦人看似固若金汤的统治，却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如何避免重蹈秦帝国的覆辙，成为汉初统治者重点探究的问题。最终，汉初统治者选择分封诸侯王，以此来拱卫（环绕、卫护）王室；在对边境隐患的游牧民族的关系上，采用和亲的政策来缓解矛盾。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

然而，历史发展进程不因统治者的意愿而转移，任何策略与模式，也将随着发展变化出现不适应，甚至是背离的问题。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究竟是哪一个更适合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和亲是否真的能令游牧民族彻底臣服。这些，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显现出来，给出答案。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首先面临着如何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自己统治的问题。防止出现西周后期的乱局。然而，要加强中央集权就要解决由于汉初分封而遗留的王国这一重大难题。

在汉景帝时期，中央曾把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但此时，地方王国仍占有辽阔的疆域，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解除。

为了进一步削弱封国的实力，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汉武帝接受主父偃呈上《推恩策》。主父偃建议颁布“推恩令”，即宣布在诸侯王国内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也可分割王国的部分土地建立侯国。

【注释】主父偃，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鬼谷子的纵横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他个性明显，始终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他在齐地游学，齐地的读书人都讨厌他，排挤他。因无法生存下去，又到陆续到燕国、赵国、中山国去，到哪儿，哪的人也都讨厌他，排挤他，到哪儿都待不长，更不用谈施展才华了。最后，于公元前134年，他决定西入函谷关，找卫青。他觉得卫青是皇帝的内弟，得到汉武帝的信赖，如果可以通过卫青举荐，是自己的机会。卫青虽多次向汉武帝进言，但是汉武帝并没有因此而接纳主父偃。主父偃在京城也落到一个谁也不待见，直至无法生存下去。万般无奈之下，他铤而走险给汉武帝写了一道奏章，按照《史记》的记载，是朝呈暮见，即早上呈报上去晚上汉武帝就召见他了。奏章一共写了九条，其中八条是关于法律的，一条是关于对匈奴作战的。主父偃不主张对匈奴作战。这个意见刚好和汉武帝的意见相反，但是汉武帝并没有因言废人，反而召见了他。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另外两个上书反对对匈奴作战的人。汉武帝见到这三个以后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意思是你们都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才得以相见呢？说明汉武帝对这几个人非常器重，担最受器重的是主父偃。主父偃尝到上奏章的甜头，于是就隔几天一道奏章，隔几天一道奏章，个个奏章都中汉武帝的心思。所以，汉武帝见一道奏章就提拔他一次，再见一道奏章再提拔一次，一年之中提拔了四次，主父偃才能也因此得以充分施展。

主父偃每次上呈奏章都能切中时弊，说到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之外，另在宫中设立内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汉武帝顾问。他认为，汉初分封的诸侯国连城数十，还有相当的实力。汉武帝的叔叔梁王出行，千乘万骑，如天子一样威风。他还自造弓箭数十万，府库“珠玉宝器，多于京师”。这种情况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他向汉武帝建议，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侯国。从此诸侯国越分越小，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就是他向汉武帝进谏的《推恩策》。

汉武帝采纳这一建议，发布了“推恩令”，规定要由皇帝来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这样做，表面上是皇帝给予诸侯王子弟的特殊恩惠，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国的疆土。因为，按照汉朝的制度，侯国的地位相当于县，隶属于郡管辖。这样一来，侯国便成为由汉王朝直接管理的区域，从而达到了削弱地方诸侯国的目的。

此后，西汉的诸侯国便呈现出“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的景象。困扰中央几十年的诸侯国问题迎刃而解。汉武帝的“推恩令”既笼络了人心，又以和平手段实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夙愿。

为了巩固“推恩令”所取得的成就，汉武帝又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

所谓“左官律”就是指凡在诸侯国任官者，其地位都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这是为了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

而“附益法”则是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国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此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然而，自推恩令之后，全国又衍生出一百多个列侯，他们虽归中央管辖，但终究还是父子一脉相承，兄弟手足有情。

为了不至于养虎为患，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列侯所献祭祀用的“酎金”（zhòu jīn，汉时诸侯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所献的黄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削夺了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至此，这才算彻底解决了中央同地方王侯的矛盾，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使中央集权制全面巩固下来。

在巩固内部集权之后，西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使汉武帝将视线逐渐转向了对外关系上。

当时汉朝对北方的匈奴一直实行“和亲”政策，希望以汉室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的方式来缓和双方的矛盾。然而事与愿违，匈奴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西汉边郡的侵扰。因此，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决心改变汉初以来所采取的对外防御战略。他想凭借汉朝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战逼和，从而达到既宣扬国威，又解除边患，开疆拓土的目的。汉武帝很快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开始对匈奴实行反击。这场战事，以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伏击战为开端。此后，共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就有三次。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以3万骑兵收复了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又命令霍去病率数万骑兵挥师远征。这次远征，汉军向西进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引发了匈奴内部的分裂。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并率四万多人归降汉朝。汉朝则在两王原来管辖的河西地区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这一举措为汉通西域提供了重要通道。

此后，匈奴单于虽将主力撤至漠北，但南下的野心却有增无减。

公元前119年，匈奴再次南下入侵，针对匈奴以为汉军不能长途远征的观点，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步兵及辎重部队数十万，征发运送补给的私人马匹达到十四万匹，决定进行一场远程袭击战，给匈奴以决定性的打击。

面对汉军的大举反击，匈奴单于率领精兵，试图在决战中以逸待劳，结果被卫青击败，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逃，霍去病则大败左贤王军队胜利凯旋。从此，匈奴远徙漠北，漠南再无王庭。

击败匈奴后，汉朝乘势打通了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使天山南北与内地连成一体，从而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从此，边郡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大量的移民和开发边境的生产活动，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在边地传播开来。

此外，汉朝还修建了保护河西走廊的长城，又在北方修建了大量城堡。这些防护措施既是汉朝在西北部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和文化的传播站，对匈奴以及其他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大一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汉武帝的眼界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北方。在与匈奴展开长期争夺的同时，汉朝也加紧了对西南、东南地区的开发。

早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巴蜀地区的汉族人民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就有交往，至西汉时，这种联系日益频繁。于是，汉武帝便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将其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使西南各族与汉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

地处东南地区的闽越、东瓯、南越等政权，也一直与汉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曾多次派使者出使这些地区，为各政权的统治者封立王号并设置郡县。这里的人民也多次迁徙与汉人杂居，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与汉族、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

【注】闽越、东瓯、南越都是古代中国百越的分支。百越，是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古越族人分布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现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族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局部零散分布还包括湖南、江西及安徽等地。百越之称谓源于先秦古籍对南方沿海一带古越部族的泛称，又称古越族或越族等，因这些古越部族众多，故谓之为百越。百越有很多分支，包括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等众多越族支系 。

闽越，是先秦至西汉前期的部落名称，属百越的其中一支。在越王允常时代，于越部落的人进入福建定居。如铸剑能手欧冶子，曾受越王派遣，带领助手在闽北（今松溪县）湛卢山建炉，铸造质量优良的宝剑。周显王35年（公元前334年），越国（于越）为楚国所灭，不愿臣服于楚的于越国贵族和平民向福建迁移，恢复于越国，国君无诸（姓驺氏，生卒年不详，越王勾践后裔），以铸造业为主，兼顾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社会经济已初步繁荣。随后统一当地原始七大部落（七闽），融合而形成闽越部落，无诸自称闽越王。秦朝时为降为闽中郡“君长”。公元前202年，汉朝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于东冶县（今福州），国号为闽越国。公元前154年，西汉吴王刘濞企图诱使闽越国从己而反叛汉朝，闽越没有应允。吴王刘濞叛乱失败后，其两子逃奔闽越国。 公元前138年，闽越国发兵围攻东瓯国国都，但因汉朝出兵援东瓯国，于是闽越兵解围而去。后因东瓯举国徙往汉朝江淮地区，闽越国得以占有东瓯国故地。 公元前111年秋季，东越王驺馀善反叛汉朝，发兵侵汉朝并自立为“东越武帝”。 公元前111年冬季。闽越国权贵们杀东越王驺馀善降于汉朝，闽越之地从此成为汉朝版图的一部份。

东瓯，据传东瓯国其国王族也是越王勾践之后裔，楚败越后，徙至今浙江省南部，于秦朝时为闽中郡“君长”。公元前192年6月，汉朝封驺摇为东海王，都于东瓯（今温州），故其国号为“东瓯国”。公元前154年，东瓯国跟从吴王刘濞叛汉朝，刘濞失败后逃往丹徒，被在当地的东瓯兵所诱杀，刘濞的首级被献于汉朝，东瓯国得以与汉朝和好。公元前138年，闽越国发兵围攻东瓯国国都，东瓯王驺望向汉朝求援，汉武帝发会稽郡兵从海路援东瓯国，兵未至东瓯，闽越国闻汉朝来援后撤兵归国。东瓯举国徙往汉朝江淮地区，故地逐为闽越国所吞并，东瓯国降而亡。东瓯王的辖地，大致包含现今中国浙江省的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一带。东瓯在现在仍是浙江省温州市的古称。

南越国，秦朝南海郡郡尉赵佗乘秦末大乱之际，控制南海郡并隔断与岭北的交通，随后于公元前206年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包括瓯雒国在内）。《荀子·儒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公元前204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正式建立南越国（南粤国），定都番禺。公元前202年初，汉高祖刘邦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反而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南越国成为汉朝的藩属国。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发动叛乱，杀死南越王赵兴，立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刘彻发动对南越国的战争，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灭亡南越国。整个南越王朝历五王，凡九十三年。南越国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福建（一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权，它奠定了今日岭南的基本范围。南越国建立伊始，赵佗实施“和辑百越”政策，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使岭南地区迅速从百越征战、刀耕火种的氏族社会平稳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引进岭南以至中原地区，开启岭南文明千年辉煌。同时，南越国时期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而对于朝鲜王卫满，因为在汉初，他就和汉朝有着藩属关系，所以汉武帝又在朝鲜设置真番、林屯、乐浪、玄菟，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

至此，我们看到在汉武帝时代，汉帝国的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辐射的范围已经由咸海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扩展成了一个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大文化圈。

从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可以看出，西汉初期的六七十年间，由于统治者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少有作为。所以，其物质文化面貌基本上还保存着战国时期的分裂状态。直至汉武帝时期，在历经几个朝代的铺垫之后，他不失时机的推进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统一的文化才得到迅速繁荣。

因此，中国真正的大一统是到汉武帝后才真正完全确立的，他抓住了历史的契机然后又创造了历史。

汉武帝作为一个目光高远、胸怀宽广的统治者，他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在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不断在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他所作出的贡献无人能比，虽然已经过去了千年，但在今天看来，这段历史依然熠熠生辉。

整理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