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故事
孙中山(二)
几位华侨出资,为孙中山购置了上海法租界内的一幢欧式建筑。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一年后的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
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感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
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
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
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他说,最难的事我们已经做完了,还怕什么呢?但或许,他远远低估了建设的难度。
孙中山把辛亥革命以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知易行难”的观念。他想告诉人们,不是这样的,“行”很容易,难的是“知”。而现在,“知”已经有了,那就是“三民主义”。接下来,大家只管勇敢地去践行就可以。他不只从观念上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还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细致的规划。
受西方工业革命后发达的铁路系统启示,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修筑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以把沿海内地和边疆都连接起来,这是他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准备做的事情。
此外,他还计划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修建三峡大坝,并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海港。
孙中山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流动起来,从思维到商品。他信心十足,认为在十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但也因为这一点,方案在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甚至有人视其为“空想”。
知与行都不易,因为知行本就是一回事。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但这些就像他一直未能完成的革命一样,成了他未能实现的梦。
大时代的风云瞬息万变,求索的路总是被意外一再打断。1922年夏天,孙中山遭受了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打击。完成著述任务后,他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州组建正式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试图再次北伐,改变割据与混战的局面。
6月16日凌晨,他和妻子宋庆龄在熟睡中被炮火惊醒。危急关头,宋庆龄让孙中山先行离开,自己在密集的枪声中一直躲到下午,最危险时靠藏身尸堆才躲过一劫。孙中山留下的50名卫兵全部战死。
让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发动袭击的人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人之一,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粤系军事将领陈炯明。
孙中山下达北伐命令之后,陈炯明迟迟不肯响应。他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不如实行联省自治,结果被一次性免掉了三个职务。对此,陈炯明选择了公然背叛,直接炮轰孙中山的住所。侥幸脱身的孙中山,转移到了停泊于珠江水面的永丰舰上。之后的55天,惊心动魄。
孙中山以永丰舰为依托,指挥着数量不多的效忠于自己的海军,与叛军对峙激战,仗打得极度艰难。
前方刚刚出发的北伐军消息不明,后方却被自己人炮火紧逼。妻子在混战中几乎丧生,最终,失去了刚在孕育中的胎儿。这让孙中山的心情黯淡到了极点。
永丰舰上55天的硝烟战火,也一直被孙中山铭刻在心,这是他一生中最痛彻心扉的失败。后来他回忆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陈炯鸣的背叛让孙中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南方新旧军阀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摧毁他“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他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不曾有过丝毫动摇的革命者。
已经快三十年了,尽管很少亲历战场,但在精神上,他始终处于血与火的中心。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无畏,没有缺席过每一场战斗。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那么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所期盼的胜利依旧没有到来?
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究竟是不是准确的?他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孙中山不得不一次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始终是热烈的、昂扬的,但他也是孤独的、困惑的,他似乎总在失败。
他用数十年的流亡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方式,但由他发动的起义,却“失败次数甚多”,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革命,他为自己取过十多个化名:中山樵、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嘉诺、阿罗哈,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战队。但走近了看,会发现这支战队其实只有他一个人。
这就像是孙中山半生奋斗的一个隐喻。他孤军奋战已经太久了,他需要真正的朋友,需要新的力量。
1922年8月,脱离险境后的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仿佛突然间苍老了很多,也不得不重新思考革命的出路。身边人的背离,调度军队时的力不从心,让他意识到,必须寻找值得托付的盟友。这个夏天,孙中山与两支力量迎面相逢。
一个是苏维埃俄国。在此之前,孙中山就与苏俄代表有过接触,但国民党内部大都亲英美,这让他一时难以抉择。半年前,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面,让孙中山决定舍弃“只顾着嘲笑的”英美。现在,他有了决定,他对马林说:“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支力量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的一天,孙中山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书房里,两人就如何振兴中国等问题,多次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宋庆龄后来回忆,“当时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想救活它,必须新的血液。”而正在蓬勃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让孙中山看到了“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当时,北方军阀以及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或明或暗地站在了陈炯明一边。国民党内部也分化严重,甚至有人联名要求孙中山下野。
当此之际,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要和孙中山合作,这让他尤为感动。获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孙中山,于第二年1月开始讨伐陈炯明,最终将其赶出了广州。
孙中山决定,不再复任总统,而是以“大元帅”之名,继续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目标已不再只是北方军阀,而是南北一切军阀。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里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有了新的盟友,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他的斗志又一次高涨起来。
1924年5月,在广州白云山养病的孙中山接受《中国晚报》邀请,把自己的救国方针和主张灌进了留声机。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进步比各国都是领先的。当这个中国顶强盛的时代,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在这个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的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之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中国人的。所以现在世界的列强,对于中国都已经有瓜分中国的念头,也即由来各国有共管中国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一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就是中国,我们近来几百年,我们国民睡着了。”
这是孙中山生前唯一的一次录音,也是他利用近代科学技术来宣传革命、唤醒民众的一次尝试。为便于传播,他录制了北方话和粤语两个版本,以《勉励国民》和《告诫同志》为题,向海内外发行。他想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远一些,让中国的革命变得更有效率一些。
也是在这一年,孙中山踏上了第三次前往北京的旅程。对孙中山来说,1924年是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一年。
1月,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6月,黄埔军校成立,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曾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蒋介石出任校长,留法归来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
9月,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表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其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10月,被孙中山的精神所鼓舞,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谋大业。然而,就在赴京途中,他再次病倒了。
抵达北京后的孙中山再也没有离开。他忍着病痛,在演讲中告诉北方民众:“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他并没有等到“救国”的那一刻,他探索的新路才开了头,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走下去的时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享年59岁。
弥留之际,他还在用断断续续的语言,不停念着和平、奋斗、救中国。他留下了一份家事遗嘱、一份国事遗嘱和一封《致苏联遗书》。《致苏联遗书》由孙中山用英语口授而成,表达了与苏联继续合作的愿望。
《国事遗嘱》提到了他一生至为看重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相关内容后来被精炼成了一句传播很广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在《告中国民众书》中写道:“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绝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在为中国革命东奔西走的年月里,孙中山很少再回到家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很少有人知道,他人生的第一次“革命”是在村里的一座庙宇中完成的。
那一年,他17岁,是一个在夏威夷檀香山接受了5年西式教育的年轻人。因为反对乡民浓厚的迷信思想,他和好友毁坏了北帝殿正在修缮的神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这仿佛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预演。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打破,打破中国历史上存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打破一个旧世界。
然而遗憾的是,他没能重建出一个新世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道路。
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国家,好像变化了很多,又好像没有什么根本变化。但他依然不啻(chì)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毛泽东评价孙中山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可能是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人。他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商汤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
革命,成为孙中山一生的志业,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荣光。对于中国未来的光明,他始终充满期待。“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
而这个使命,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原文为纪录片《中国》解说词,略加整理)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