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文以载道

【中国通史】—070

文以载道

——史地之学的兴盛

这是一个政治上割据、动荡、黑暗的时代，但在学术上却百花齐放。这里有影响后世的《三国志》，这里有功盖原著的多家名“注”;这里有被后世褒贬不一的《魏书》；这里有新兴的谱牒之学——谱学。这是一个史地之学兴盛的时代，这是一个史家辈出的年代。一部部史地名著，凝聚着多少史家的汗水与心血，正是有了他们，才成就了这一段耀眼的史地盛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频繁，再加上官方资料散佚严重，政府对于正史的编修无暇顾及。所以，这一时期私人编撰史书非常盛行。从而涌现出了各种体裁、各种版本、数量众多的史学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魏收的《魏书》等等。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四川南充北）人，处于蜀汉与西晋交替之际，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从小就有志于史学事业，曾经在蜀汉任观阁令史，因不肯屈从宦官黄皓，遭贬黜，入晋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西晋统一后，开始撰写《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它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以简练优美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画，人物塑造得生动传神，可读性极高。所以，完成后，轰动一时，并为广为传抄。而《三国志》中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之下，衍生出了不少忠臣良将的桥段，后来明清之际的罗贯中便根据民间传说，改编成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国演义》。

由于作者对史实的审查非常严谨，所以在取材过程中，对不可靠的资料都弃而不用，并且对史实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所以，导致《三国志》内容过于简单。于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此基础上进行补注。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出身士族官僚家庭。东晋、刘宋时期官员、史学家。他从小喜爱读书，鉴于《三国志》太简，开始作《三国志注》。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定上。裴松之的注，引用了210多种书籍，保存了大量三国的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出了陈寿的原书。与其说是作注，不如说是在补史。以至于裴松之的注释，一直被史家所重视。元嘉六年书成之后，宋文帝称其为不朽之作。《史通》也称该注“兼采众书，补注其阙”。

正当民间撰史盛行之时，史学界又有了意外的惊喜。

西晋时，一个名叫不（fǒu）准的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人，在当地盗挖一座古代魏国的墓冢时，发现了大批竹简。据说，这批竹简数量巨大，搬运时共装了几十车。竹简上写满了“科斗文”，有十余万文字。史家称其为“汲冢竹简”。竹简上的文字比较难认，经过晋代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和整理，才最终写定先秦古书约10余种，共75篇，统称为《汲冢书》。经后代学者考订、整理，称为《竹书纪年》。可惜竹简早已经不传了，而其中有关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有很大不同，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处于战乱割据中的人们，最渴望的就是国家统一。以史为鉴，最能警醒世人。所以，当时的史家们纷纷提笔，书写东汉历史。当时，有关东汉历史的著作，不下十部，但能流传至今、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后汉书》了。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范晔(398年～445年)，字蔚宗，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省淅川县李官桥镇)人，南朝宋时期著名史学家，公元445年因谋反罪被杀。《后汉书》中计划的十志，没有完成。后来，南朝梁时的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八志，进行补充，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后汉书》。

《后汉书》，记述了从光武帝刘秀发迹，到汉献帝刘协禅位约200年的史事，该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专为妇女作传，而且《列女传》中，所收集的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了多次改嫁、不符合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蔡文姬，生卒年不详，名琰，字文姬，一说字昭姬。陈留郡圉县人，东汉末年女性文学家，文学家蔡邕之女）、博学多才的班昭（约49年—约120年，一名姬 ，字惠班，扶风安陵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 班昭是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又号“曹大家”），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另外还增强了党锢、宦官、方术等列传，充分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绝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这一时期的史学，比较有争议的是魏收的《魏书》。这部书为什么会引发轩然大波。

魏收，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河北晋县西）人。公元551年正式授命编撰魏史。魏收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了《魏书》一百三十一卷。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哪曾想，书成后，却掀起轩然大波。这家说他某位先祖的职位没写，那家说他的某位先祖没有记载，致使魏收在其后的十几年中，两次奉命对《魏书》进行修改，而且《魏书》更被很多人称为“秽史”。

其实，《魏书》只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诋毁，是与当时的门阀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死人的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活人的现实利益。所以，这些门阀地主对其家世、郡望、先人的职位才特别敏感和关心。

魏收在写列传时，已经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了，也就是为了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因为世人对门第的重视。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学，还兴起了一个新的分支，那就是谱学。

谱学，其实是门阀士族维护其政治特权的工具，是在谱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谱牒，是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记载了该宗族的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发展充分，士族与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低。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由于谱学涉及时间跨度大，各家族之间关系复杂，甚至还有很多庶族冒名顶替进入士族谱牒。所以，很多人毕生都在研究谱牒，甚至有祖孙几代共同研究的，从而涌现出很多著名的谱学家。这些谱学家分别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西晋时期著名谱学家有挚虞，他撰写的《族性昭穆》十卷，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

东晋时期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都研究谱牒，使谱牒存为贾氏世传的家学了。后来，东海王氏出身的王僧孺，在贾氏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取得重大成就。可谓是谱学的集大成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史书以外，很出现了很多地理著作，分别记载州郡地理、名山大川、旅途经历和各地物产。南齐陆澄就收集了一百六十种地理学著作，编成了一百五十卷的《地理书》。梁代任昉又加以扩充，增加八十四种著作，编成二百五十二卷的《地记》。可见，当时地理著作之丰富。只可惜，这些地理学著作大部分失传了。其中，最出色的地理学著作，要数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了。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时范阳涿鹿（河北涿鹿县）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地理学非常感兴趣，他利用到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北方大部分地区。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地理学著作。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地理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很大变化，后人难以弄明白历史上地理发生的变化，于是他决定以《水经》为蓝本，以作注的形式，写一本完整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是三国时期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非常简略。郦道元在经过长期的调查、考证和研究之后，终于完成了地理学巨著《水经注》。

《水经注》，共30万字，文笔优美，它不仅是一部内容详实的地理著作，还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

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混乱黑暗的大分裂时代，给诸多有志于史学的学者一个绝好的机会，从面开创了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地之学的繁盛景观，令后人叹为观止。

编辑/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