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赏析

《少年中国说》赏析

【背景】《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

那年是庚子年，当时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当时的中国极度腐朽，保守落后，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没有一点生气。同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呼唤更多的青年人，接受先进的制度文化，去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赏析】《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少年中国说》开篇以驳斥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对“我中国”的侮辱性的称呼“老大帝国”入笔，引出梁启超远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少年中国”。作家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心胸，抚今追昔，在历数唐虞郅治、秦汉雄杰、汉唐隆盛、康乾武功的基础上，笔锋顿挫，一转而至感慨万千：畴昔已随岁月流转为陈迹，“而今颓然老矣”！风雨飘摇、山河破碎、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民为待死之民。字里行间充满着痛心疾首的深沉焦虑与忧愁。随后，作家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指出造成国势衰微的根源——“中国老朽”，亦即制度的因袭、官员的守旧。进而，作家指出创造少年中国的力量在于“中国少年”——富有创新精神和爱国志向的一代民族新人。与此同时，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中国老朽与中国少年对于民族和时代的迥乎不同的责任心。在鲜明、冷峻的对照中，作家提出了“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以激昂饱满的诗人般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而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振奋民志、激动人心的画面：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因此，梁启超的“新文体”政论文往往以抒情之笔出政论之说。《少年中国说》通篇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看情感的奔流，纵横“诗”笔而成”文”。

　　从艺术上来说，《少年中国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其颠覆性地丰富了传统散文的意象体系。文章不仅用“夕照”、“瘠牛”、“秋柳”、“陨石”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对“老”作多侧面的展示，从而对清帝国的衰败萎顿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等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从而巧妙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更为广阔、丰富、鲜活、跃动的新世界。

　　从文体语言上来说，《少年中国说》也很有代表性，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尤其是前此提及的新词汇、新意象的大量引入或创造，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法、句法系统进行了颠覆。就文体而言，《少年中国说》融辞赋、四六、律句、古文于一炉，各体之间自由穿梭而又流利畅达，彰显出作家深厚的操作文体的艺术功力。在中国文学语言、文体演进史上，梁启超的散文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形态，并直接导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方向。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编辑/萧文